考古领队孙国平在井头山遗址出土文物前。 记者 杨辉 摄

    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宁波晚报》推出3个整版的报告文学《远古江南》，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留言，说读完近8000字的长文后，记忆深处的乡愁被唤醒。

    文中近半个世纪考古路上的点点滴滴，也勾起了几代考古人的回忆。他们还向我们补充了更多信息和细节，关于从更广的视域中定位浙东考古、定位河姆渡文化与井头山遗址的发现，也关于他们自己的青春和梦想。

    点滴往事，宛如昨日——

    A.浙江考古几代人的精神遗产

    参与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的刘军是本文最早的读者之一。这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退休20年了，依然不改严谨、务实的作风。我们采访完后将初稿发给他，81岁的他很快回复：“粗看了一遍，可看性很强，是一篇科普佳作。”

    然后，他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看完了原文，肯定之余给出两点修改意见。

    其一，我们写姚江水保护了河姆渡遗址时，提到了“大面积腐蚀质形成的酸性成分”，老人说，“腐蚀质”应该是“腐殖质”，此外，“弱酸性成分”更严谨。

    其二，我们提到，第一期的发掘队核心队员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刘军建议，把“第一代”改为“第一、第二代”。他表示，严格意义上说，参加试掘工作的汪济英和第一期队员牟永抗才算“第一代”。“上世纪50年代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考古工作了，所以我顶多算第二代。”

    很多记忆也由此打开——

    杭州市环城西路20号，是当年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门牌号码。这座水磨青砖的西式小楼里，汇集了许多饱学之士，他们古典、雅致，学贯中西。院里两棵香樟树，是1953年汪济英刚转业到省文管会时种下的，郁郁葱葱了半个多世纪。

    1973年，汪济英参加了河姆渡遗址试掘后，因为工作调动，没有参与接下来的正式发掘。文革结束后，汪济英调入浙江省博物馆，后来担任常务副馆长。河姆渡试掘，是他最后一个野外考古任务。

    汪济英在回忆录里提到当年发掘的场景：遗址旁边排涝站还等着扩建，大家日夜连轴转，灯光引来的蚊子铺天盖地，一拍，满手星星点点的血，但没人在乎。自从这些无意间挖出的“破盆烂罐”被一位碰巧在余姚出差的同事带回杭州后，他们就知道，为此吃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

    据相关媒体报道，2013年汪济英接受采访，聊到往事时曾无限感慨：“我还是想做学问，孤零零也不要紧。”

    牟永抗被称为浙江考古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河姆渡、良渚反山、瑶山……这些我们熟悉的考古学条目中，对他的定义是“主持”“参与”“填补空白”。60多年从业生涯里，他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在浙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中国史前玉器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以及浙江瓷窑址考古学的探索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牟永抗离开时，留下了3只斑驳的小木箱，里面有野外考古采集的标本，有放着修复器物用的工具。这些旧物，无声地印证着一个考古人的日常，也是这位奠基人风吹日晒于野外的记录。“没有野外，就没有生命。”这是他总跟年轻人念叨的话。

    如今，汪济英、牟永抗这样的“一代”已经远去，但他们的精神，影响着刘军这样的“二代”，以及后面的一代又一代。

    B.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姚小强看了我们的定稿后表示，“文字非常好”。沉浸在回忆中的他特意发来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1版教科书影印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

    其中第一编“原始社会”第二章氏族公社，将“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拎为一节，里面说“他们用骨耜翻地，种植水稻……水稻的种植，扩大了食物来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之一，对人类作出了贡献”。1979年上初中的姚小强，就是读着这本教科书，开始了与河姆渡的第一次交集。

    对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姚小强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始终认为，博物馆要呈现的文化，不仅仅是历史书中抽象的知识点。“在不违背科学性的前提条件下， 尽量用通俗的、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展示。”为此，他想尽办法把史前文物套用在解释原始生活方式上进行展示，让观众通过古今对比，对先民的艰辛、勤劳和智慧肃然起敬。

    在姚小强的研究里，从小陶罐里的樟树叶和槐树籽看，河姆渡先民很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的医药卫生经验，懂得利用樟科植物来驱虫防病，用槐树花果来止血。这大概是中药最初的起源。

    “井头山不仅是宁波的，也是浙江的，中国的！”

    自5月30日井头山遗址新闻发布会后，考古领队孙国平每天都很忙，接待各路人士，主持本阶段考古发掘收尾工作。“不错的，谢谢。”隔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收到他的信息。

    给予肯定的同时，省考古所发掘人员补充了更多细节。比如，考古队里的“80后”王永磊向记者提供了一段关于井头山遗址发现过程的工作日记。这段文字形成于2013年10月23日，那年，他从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到浙江考古所工作，不久后就被安排到了田螺山遗址。

    “（2013年10月）18日附近某村两人提一包贝壳来访，是他们打地基时所得，中有一磨制光滑之骨器，老徐未留下他们联系方式。今日我和老徐外出找寻，未果。”

    王维尧、王维新兄弟将偶然发现的骨器送到田螺山遗址考古队技术人员手中时，王永磊刚好在杭州。2013年10月22日他回到工地，“老徐把他们送来的一袋贝壳给我看了，我从里边看到一件骨器，当时就觉得应该是一个遗址出土的。23日，孙国平老师回来，我们把东西拿给他看，下午孙老师让我跟老徐到三七市东边那一片寻找，未果。之后又找了很多次，多亏后来田螺山遗址现场馆卢小明馆长找到了出处。”话很简单，但也反映井头山的发现实含一波三折。

    目前，世人对于井头山的关注主要还集中在“发现了什么”以及“出土了哪些遗物”当中。王永磊觉得，在确认井头山遗产价值的同时，需要将它放在更广的视域中考察，跟余姚以外其他周边文化形成对比，才能获得更全面的认识，比如浦江的上山文化、萧山的跨湖桥文化等。

    “井头山不仅是宁波的，也是浙江的，中国的，放在更广时空中去考察，也许我们会走得更深、更远。”王永磊说。记者 樊卓婧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