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湖心堤。记者 胡龙召/摄

今日的补陀洞天洞口。记者 顾嘉懿/摄

“小普陀”发现者之一罗经衍。 记者 顾嘉懿/摄

    梅雨天，东钱湖时晴时雨。一日午后，漫步湖心堤，游人不多，湖面上一派烟水迷蒙的景象。偶有小船撑着长篙，靠近岸侧，滴溜溜捞起一网蛳螺来。

    步过影月、锁岚二桥，重新开放不久的霞屿寺出现在眼前。站在入寺右手边的补陀洞天洞口，罗经衍老先生刚说过的话回荡在耳边，“那时，我胆子也大，一下到洞里，水浸到腰身……我确实在想，究竟里面还有多远，这条路是通湖底还是通海洋，会不会有水兽出来？”

    自1985年东钱湖辟为景区，“小普陀”为之带来的知名度，居功至伟。只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小普陀究竟如何被发现，又是如何保下来的？1976年筑造湖心堤，采石霞屿，突然打出这个洞口，出现造像的时候，人们是如何震惊又怜惜。

    江南霖雨时，在东钱湖文化研究会会长戴良维的引荐下，记者见到了“小普陀”发现者之一罗经衍先生，77岁的他向记者细述了这一段往事。

    筑堤

    故事要从湖心堤的筑造开始讲起。湖心堤起自大公大弄口，穿霞屿，接沙家山北侧湖岸，长约1700米，西北至东南方向将东钱湖一分为二。西湖有白堤、苏堤，东钱湖有湖心堤，景观塑造上为湖增色不少。

    罗经衍更习惯将湖心堤叫湖心塘。1976年，被抽调到湖心塘筑塘指挥所任“参谋”的时候，他是个33岁的壮年男子。“东钱湖自古至今共筑塘13条，其中栗木塘、梅湖塘、偃月堤在1960年随梅湖同时被废弃；现存十塘中，湖心塘长度最长，历史最短。”然而，对于湖心塘的筑造过程，60岁左右的本地人往往已说不出所以然。

    “湖心塘的筑造与横溪水库的建设大致同时，参与横溪水库建设的民工热情高涨，人员众多，在东钱湖另辟工程，一定程度也是为了疏散劳力，疏浚钱湖。”罗经衍直截了当地说。从他收藏的1976年3月5日印发的“鄞县整治东钱湖指挥所宣传提纲”上看，筑塘有4个目的：一是一湖变二湖，分湖治理，轮流疏浚；二是沟通东钱湖南北陆上交通；三是减少湖上风险，让船只更易靠岸；四是美化东钱湖环境。“主要是第一项，光为后面三点，是不会去筑湖心塘的。”

    筑塘工程从1976年春持续到1978年初，罗经衍在那儿工作了近20个月。“参与筑塘的300余人，包括从横溪水库工程中调拨过来的莫枝、东吴两个民工连”。指挥所设在陶公山建设村余家岙底，借用宁师院仓房，“在当时大公邮电所旁边一幢五间一弄的楼房里。”

    因为各种原因，湖心塘到最后也没有完成其“分湖而治”的理想。整个工程的重大收获之一，当属宁波唯一一处南宋石窟——补陀洞天，也就是后来所称“小普陀”的发现。

    进洞

    1976年秋，筑塘工程如火如荼。湖上小岛、现被长堤穿过的霞屿成为最近的采石所。“此山虽小，但石材质量不错，呈淡绿色，东钱湖周围很难找到这种石材。”

    10月下旬的一天，罗经衍出差回到指挥所。下午三时许，陶公村船工忻洪涛进门说，“下球寺挖出一个洞。”当时，当地人称霞屿为下球寺（其实早已没有寺），大约语音相近。看天色还早，罗经衍说，一起去看看。

    湖上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船。带上值夜用的手电筒，十来分钟就到了湖心。岛上空无一人。罗经衍目测，洞口直径不到1.5米，洞里两三米处有水，入口泥土上有杂乱的脚印，估计有不少民工过去张望过。“我们是存心想探个究竟，两人心照不宣，准备进洞。”

    洞里的土成下坡状，只能把两只脚伸进去，把身体反过来，手抓着壁，再往下探。走下土坡就是水，水中有泥，水凉，水里泥也凉，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咣啷、咣啷”的声响。

    走出六七米，因为太黑，装着四节电池的手电筒毫无作用。“还有别的办法么？”罗经衍问老忻。船工的船好像百宝箱，几分钟，忻洪涛用扳钳夹着浸过柴油的回丝（一种纺织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回来了。两人一个举着钳子当火把，一个配合用手电照明，视线明亮了许多。继续前进，水越来越深，正当罗经衍想着是不是要游进去的时候，通道右侧出现一个石室。

    用“火把”一照，奇迹出现了：石室顶部雕有一条五爪金龙，通身金黄，背后天空碧蓝，没有任何烟熏过的痕迹。另一角，有一石雕佛像，是韦陀菩萨，罗经衍用手一扳，不会动，也是雕在岩体上的。石室中央稍后有一块高约1米的山石，是一座无头佛像。“头可能在后面的水里。”老忻往后一掏，果然捞到一块石头。

    两人一个捧石头，一个举火把和手电，再没法往前，简单商量后，决定返回洞口。

    保护

    现在想想，罗经衍仍觉心虚。“当时进洞是盲目的，凭着年纪轻和好奇心……我确实在想，究竟里面还有多远，水会深到什么程度？是通湖底，湖底有多深？还是通海洋？会不会有水兽等东西出来？”

    到船边，老忻把石块洗了洗，已经可以看出眼、耳、鼻，确定是一尊佛头。此时，本是多云的天空出现夕阳，霞光万道，把湖面映得通红。罗经衍请老忻把石像头放在指挥所南窗外的屋檐下，想着老天下雨时，可以把它淋得干净些。

    凭着兼任过文保员的经历，罗经衍隐约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当晚，就向指挥所的张振川书记作了汇报。

    1976年的10月，改革开放尚未起步。罗经衍至今也无法想象当晚的张振川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斗争。如果装作没看见，第二天，开山炮石就将打向霞屿，什么保护也说不上。经一夜商议，两人决定用缓兵之计，次日分头行动。

    霞屿的采石行动继续进行，只是另找炮口，同时组织力量清除洞里的水和烂泥。罗经衍负责联系市、县有关单位，来确定此洞是否值得保护。没几天，南侧真正的洞口出现，上书“补陀洞天”四个大字。

    天一阁的洪可尧先生来了，还带来一本线装书《东钱湖志》。书上记载，一个叫史岩之的大官，为免老母去普陀山礼佛辛苦，在这里凿山成洞，以作替代。这是南宋的古迹！“这样的洞，宁波地区还只发现过这一处。”洪太公话说半句。

    也是几年前，罗经衍看别的文章才知道，其实当时张振川书记还曾打电话给他的上级，横溪水库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总指挥杨永友。杨永友坐着一辆拖拉机赶到湖心塘工地，组织了洞中的清淤。有段时间，此处对外称作仓库，两边用铁门封住，做了变相的保护。

    至于那尊佛头，一度在筑塘指挥所工友家中存放，后来给了闻讯聚集来到“小普陀”参拜的信众。

    而今，船工忻洪涛早已离世，张振川也已90余岁高龄。“很难想象如果当时老忻没来报讯，会是什么样子。”望着一湖山水，罗经衍神至远方。

    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