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烨

    南方到了梅雨时节，总是湿漉漉的。周五下班，依然与晚高峰相遇，驱车一小时后，来到熟悉的门口，母亲一脸笑容地打开门，父亲则在厨房里忙碌着。“爸，少做几个菜！”“知道了，马上好！”

    从厨房到餐厅，母亲欢快地进进出出。一会儿，香煎牛排、酸菜鱼、盐水虾、海蜇拌青瓜、小葱土豆饼、红烧油面筋、雪菜芦笋，一道道美食把桌子铺得满满当当。

    弟弟一家先后脚进了门，读高二的孩子忍不住嚷嚷：“爷爷做的菜，闻着都流口水了。”

    “大厨”从闷热的厨房出来了，洗把脸，换件T恤，这才入座。每周五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为了这顿晚餐，年过七旬的父亲会在本子上先写好菜谱，有时还跟着电视学些新菜。看着我们吃得唇齿留香，父亲的脸就像秋天的菊花，心满意足地绽放着。

    自从母亲确诊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烧菜的活儿父亲全包了，母亲帮着打打下手。她常常想不起要拿什么，也想不起东西放在哪，一遍遍唤着父亲的名字，问了又问。

    父亲是吃过苦的。爷爷早逝，奶奶体弱，靠着大伯赚钱养家。十七岁时，经亲戚介绍，他从无锡来到宁波一家军工企业。那时，他的体重只有七十七斤。

    不用饿肚子，还能学手艺，父亲怀着感恩心，没日没夜地在车间里忙碌。最初他做钳工，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造成左手大拇指和食指变形，以后再也无法伸直。父亲是那批入职同事中第一个入党的，二十岁出头，就作为党代表出席了总部的党代会。

    也许是见过太多的病痛，父亲很注重锻炼。等我和弟弟长大了，晨跑的队伍中，就多了两个小尾巴。

    夏日，天亮得早，听着鸟鸣，他一咕噜就起来了；到了冬天，听风就冷，父亲总有办法让我们不偷懒。匀速跑、变速跑，父亲在前，我在中间，小我三岁长得胖乎乎的弟弟落在最后。

    挂个沙袋，绑个篮球，水泥台上搭块木板变成乒乓台，父亲想着法儿让我们在家边玩边练。如今我和弟弟都把运动当成习惯，才懂得年少时那些苦没白吃。

    一天清晨，我们仨从家门口出发，跑了5公里，抵达海边时，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海面上泛着金光，四周格外安静。父亲扭过头，微笑着说：“今天我们每个人唱首歌吧，我先唱！”

    他清了清嗓子，面朝大海，“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父亲唱歌，歌声悠悠，如泣如诉，那画面像烙印一般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军工企业都在山沟沟，父亲在住处后面的坡上开出一小块地，种上丝瓜、扁豆、西红柿。周末，一家人上山除草、松土、浇水，到了收获的季节，菜园里挂满果实，绿的、红的、紫的，热闹得很。

    搬到城里后，父亲在楼下空地上种了马兰和香椿。春天里，马兰拌竹笋，香椿炒鸡蛋，不光让家人有了口福，还体验到了劳动的乐趣。

    小区有块地，下面是化粪池，父亲就买些盆，种上花花草草。春夏时节，红的月季、紫的绣球、白的栀子，还有香气扑鼻的白兰花，最不起眼的地方，变成了大伙儿最喜欢的花园。

    父亲出过一本书，很薄很薄，只印了一百册，那是父亲怀念奶奶的文字。钢笔字一笔一画地写满五十几张纸，好多处字迹模糊了，又在旁边重新标注。《我的母亲》是父亲在奶奶离世四十周年时完成的。近六万字，配两张图，一张是父亲和奶奶唯一的合影，另一张是奶奶一个人的画像，都是黑白的。

    “听母亲说，小姐姐那时发着高热，一直说胡话，‘我要吃肉’，母亲赶快答应着。等她从街上急急忙忙买来一块肉，小姐姐已经闭上眼了……”文字记录着不曾忘却的苦难，因为一场疾病，他十岁的小哥、六岁的姐姐，在短短十八天里先后离世。或许奶奶的不幸感动了上苍，四十高龄又诞下一子，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只读过两年半初中，工作后自学完成高中、大专课程。写这篇长文，他花了多少时间，我不清楚，但一定有无数个夜晚，他流着泪，思念着天堂里最爱他的人。

    如果说父亲是一本书，阅读半生，我才渐渐懂得。每每感到孤独无助时，总会想起坚强而乐观的父亲，想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