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波

    1977年10月，我已经在地处三门湾畔的宁海县青珠农场下乡一年半。这是一家以种植棉花为主的国营农场，场党委提出“棉农不吃商品粮”，我们七名知青和一位老农组成青年队，在围垦不久的“四胜塘”试种水稻。盐碱地板结坚硬，一旦灌水马上变得黏性十足，脚踩下去拔不出来，而且泥浆里满是“咸青”（一种能够淡化土壤盐分的植物）梗，一不小心就会刺伤腿脚。就这样，我们冒着凛冽的海风平土垒堰，踏着刺骨的春水播种育苗，穿着水田袜弯腰插秧，扛着“背包”喷洒农药，身上布满汗水凝结的霜花。劳动虽然辛苦，但“少年不识愁滋味”，二十岁的我半是浪漫半是迷惘，在潮涨潮落的大海边谱写着自己的“青春之歌”。因为是国营农场职工，不会再有招工的可能，我也已经作好扎根农场一辈子的打算。

    在上海高校任教的父亲一封来信，激起了我心中的波澜。父亲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恢复高考，要求我抓紧复习功课。上大学是我的理想，但这个梦早已破灭，那时实行“推荐”上学，这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听到恢复高考并且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消息，我上大学的理想瞬间复苏，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决定报考。

    我1963年上小学，跟着担任乡村教师的母亲辗转了几个村庄，读的是祠堂里村办学校的复式班（几个年级在同一个教室上课），还未读完三年级就遇到了文革。小学毕业后无学可上，在家闲住半年后，到宁海和象山交界的车岙港边，在车岙村“戴帽中学”（在原小学的基础上办初中班）读初中，第二学期转回老家桑洲中学。

    那时的高中同样实行推荐入学。1971年初中毕业后我就投靠亲友去打零工，直至1973年地处天台山脉的千米高山冠峰岗办起“五七”高中，负责招生的岔路区教办负责人是我初中校长，对我的学习成绩有印象，破例招收我上了冠峰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公社林场，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劳动，采茶种树，砍柴挑沙，自己烧窑盖校舍。

    由此可见，我接受教育的过程比同龄人更为坎坷，学的知识支离破碎，尤其是理科底子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所以我决定报考文科。因为相对来说，我的文科基础稍好一些。当时，我千方百计寻找可以阅读的东西，哪怕是地上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捡起来看看。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按时到与学校一路之隔的公社办公室窗外等着，看到邮递员送来报纸，就趁没有上架之前，将桌上的报纸偷偷地拖过来读。后来公社的人也知道了我，见我去了，就主动把报纸拿给我。高中阶段迷恋上写作，我既是校刊的作者、编辑，还负责刻写、油印、分发，一个人办起了一张报纸。后来做起了“文学梦”，在农场繁重的劳作之余坚持写作，在《宁海文艺》发表诗歌，并参加过县里的文艺创作座谈会。这也为我报考文科增添了信心。

    一时间，高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尤其是年轻人群情激奋、跃跃欲试。各学校都把毕业生召回去复习。由于长街区（农场所在地属于长街区）报考人数太多，长街红旗学校组织了一次考试，准备选取基础较好的集中起来复习，我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记得一天晚上场里放露天电影，放映员宣读去长街集中复习的名单，但因为我不是红旗学校的毕业生，没有听到我的名字，心里一阵失落。

    接到红旗学校复习通知的可以名正言顺地请假，一些县城来的知青也回去了。母亲来信要我回家去岔路中学复习，但当时正是晚稻收割季节，我不好意思请假，只得白天照旧下地劳动，晚上一个人在灯下复习到深夜。

    说是复习，其实也没有资料，母亲寄来我用过的高中课本，我就从头至尾把数学习题做一遍，因为没人辅导也没人讨论，效果可想而知。语文基本没有复习也没法复习，有空时就翻翻《新华字典》。就这样，一直到11月20日参加宁波地区的初试，心里也没个底。

    地区初试在红旗学校进行，就考语文、数学两门。其他的题目已经记不住了，只记得作文是《十月》和《怀念》二选一。我写的是《怀念》。我从棉花地里听到广播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禁不住眼泪打湿棉花叶写起，回顾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抒发了怀念伟人的心情和继承遗志的豪情，写的都是当时流行的套话。一则简单的古文翻译，把“吾”翻成了“你”。数学差不多交了白卷。自己对这次考试非常不满意，心情有点沮丧，觉得没有希望参加省里统考了，所以回来后也没继续复习，心想等明年再考吧。

    12月2日清晨，我在睡梦中被室友叫醒，广播里正在播送地区初试合格名单，农场有14名考生可以参加省里统考，里面有我的名字。这时我睡意全无，十分兴奋，至少有参加省里统考的机会了。

    第二天开始，长街区的考生全部集中到红旗学校上课，分文理科组织复习。我每天搭乘好友陈金火的自行车，一早从农场出发，路上需要一个小时，傍晚下课后再赶回农场。

    上语文课的是黄金法老师。一次他布置作文，题目是《为了明天》；之后他找到我，问我地区考试时写的是哪个题目。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黄老师看了我的作文，认为以我的文笔，对付高考作文应该没有问题。全省统考科目文科是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听黄老师这样一说，我对语文心里有了底；因为我一直比较关心时事，觉得政治也不是大问题；数学是我的弱项，想要在短时间得到很大提高也难；历史与地理记忆的成分多一些，而前阶段基本没有复习，应该作为重点。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白天在课堂上课，晚上的时间都用来复习史地。历史好歹有一本教科书，而地理在中学时根本没有开课，手头仅有的一本《知识青年地图册》就成了我的复习资料。

    12月15日，我终于走进了改变命运的高考考场。考试前夜，我在日记里激动地写道：“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复习，明天，我们就要向党汇报、接受祖国的挑选了！”连续两天的考试，一些细节已经模糊，但那种兴奋甚至是神圣的感觉至今还难以忘怀。

    40多年后，我在网上再次看到了当年的语文试卷，就像故友重逢，分外激动，但也惊呼：“如此简单！”就是这简单浅显的题目，难住了当年的我们。走出考场，大家议论纷纷，相互询问：“高屋建瓴”的“建”到底什么意思？毛主席诗词中的带点的字答对了吗？对古文“齐人攫金”的寓意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记忆最深的是作文题《路》。当时普遍流行社论体和大批判文章，把《路》作为题目令人意外，但对我这个“文学青年”来说，却是正中下怀，看到题目一阵惊喜，稍一思索就提笔写成了一篇抒情散文。作文的开头是：我求学的高中办在千米高山，每次返校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攀登……接着写途中的艰辛和到达顶峰的喜悦，然后就从现实的路联想到中国革命之路，最后不忘点题：为了明天，继续攀登。虽然稍显牵强，但也符合当时通行的逻辑和写法。

    记得地理试卷有两道读图题，事后才知道，一道是美国地图，要求填出“墨西哥湾”和“落基山脉”；一道是“长三角”地图，要求填出“杭州湾”以及几个城市。“长三角”地图我看懂了，但美国地图没看出来，结果“死海”“黑海”乱写一气。两天考试结束后，我觉得基本得到发挥，会答的都答了。

    考试结束后我回农场继续劳动，直到1月9日参加体检。据说是按招生名额1:2.5的比例确定体检人数，宁海街头张贴了全县所有上线考生的名单。体检过程稍有波折。当时我正好生病，拔掉挂针和同伴一起乘车去力洋区卫生院，途中冷风一吹，当晚就发高烧，结果体检时心跳过快，后来证实是发烧引起，总算有惊无险。

    忘记是考试前还是考试后填的志愿，只记得《浙江日报》用一个版面刊登了招生学校和专业，我报的三个志愿先后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浙江师院中文系、杭州大学历史系。

    春节后，农场一起参加高考的已经有人接到录取通知，但我的通知并没有如期到来，于是着手制订复习计划，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我利用休假时间去岔路中学葛才丁老师处讨要复习资料，他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毕业于文革前的南京大学。葛老师也许是为了安慰我，就说：你的成绩应该没有问题，可能还是“政审”的原因。随我一起去的亲戚又从另一个角度安慰我：“政审”应该不会有事，还是分数不够吧。

    3月17日，我接到通知去红旗学校重新填报志愿，才知道要扩大招生。那一年的考试成绩并不通知考生本人，红旗学校的老师告诉我，留下的考生里我的分数是最高的了。扩大招生的学校大多有走读要求，我就填报了能够住宿的浙江师院金华分校。

    4月8日傍晚，去红旗学校复习的陈金火替我领回了录取通知，我在农场的桥头等他，远远地就看到他骑着自行车扬着信封在喊：“台州中文系、台州中文系！”这个镜头伴随着春日的晚霞，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1978年5月，我告别了生活、劳动整整两年的青珠农场，踏进了浙江师范学院台州分校的大门，开始了我人生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