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灵桥附近，东渡路以西，高楼林立之中，有一条连接药行街和中山东路的纵路，路牌上写着是“车轿街”。

    地方志中，民国《鄞县通志》始有“车轿”之名。晚清以前，“车轿街”均写作“车桥街”。

    在宁波众多老街巷中，“车桥街”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国内有名得多。改革开放以后，有多位日本学者，心心念念着来寻访宁波车桥街。真的到了实地，兴奋之余，还回去发表好些论文。

    这其中的机缘，与一批巨作有关，与南宋海外贸易有关，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

    “车桥”在日本

    文博界，给可移动文物分类，常见几个大类，青铜器、陶器、玉器、瓷器、漆器、书画、工艺品、古籍，等等。其中纸质文物书画，可以说是最珍贵的门类之一。

    绘画又以明清数量居多，宋元以前尤珍。庸俗地说，光看拍卖行，一张精品宋画动辄九位数，并不是稀奇事。

    也许可以算是宁波骄傲吧，就在现存规模有限的宋代绘画中，宁波人或者说“宁波出品”宋画，占据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落。这批绘画，为他处所无，放在更广阔的时空中，也可以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来形容。

    那就是2009年日本《圣地宁波》大展后，不断声名鹊起的大德寺《五百罗汉图》，以及大致同类型的《十王图》《十六罗汉图》《高僧像》《佛涅槃图》等一系列南宋宁波佛画。

    这批绘画的数量目前没人做过完整统计，但是，光大德寺《五百罗汉图》一套百张，便有94轴系宋代原作；《十王图》仅陆信忠款就有十余套传入日本。光看数量，这批画作的体量和占比无疑是极为惊人的。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绘画还大多有落款。比如“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大受笔”“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处士画”“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当然，也有其他地方的，比如“明州江下周四郎笔”“四明咸塘赵璚笔”“庆元府洗马桥东画”，以及不带具体地名的“大宋庆元府张思训笔”“四明普悦笔”“四明赵宁华笔”，等等。

    对照宋宝庆《四明志》里的罗城图，包括今天的宁波地图，我们可以确定，这些被“点名”的地点均位于灵桥商圈，车桥街、咸塘街、石板街都挨得很近。最远的洗马桥，东距车桥也不过六七百米，紧邻日僧频繁造访的景福寺。

    地名作为广告

    正常人落款最多写个籍贯，为什么这帮人写的却是一些街巷的名字？大量风格雷同的，成套“批发”的绘画作品有什么用，为什么全保存在日本，在国内片纸无存？

    自1894年，大德寺《五百罗汉图》首次到美国展出，这些问题被一代又一代美术史学者反复研究、讨论。最近一次重量级研讨会，是2018年6月，日本九州大学主办的“大德寺传来五百罗汉图彻底讨论”。

    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这些绘画均为画师作品，而非文人作品。大量相似的《十王图》或存“粉本”一说，即可根据既定图式批量“复制”生产。宁波佛画，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商品向日本人销售的商品画。

    而这些画坊集中在车桥一带，一来因为这些地方属于宁波灵桥门内及城东南一带，是当时城内佛寺最密集的区块。二来这个位置离码头近，离市舶司、来远亭之类的也近，日僧上下船携带方便。

    宁波作为南宋佛教圣地，是许多入宋僧敬仰、膜拜、朝圣之所。除了携经卷、典籍回国，佛像、佛画等艺术品亦占相当比例。虽然，迄今学者未找到入宋僧携归宁波佛画的明确记录，但在日本16世纪初叶的《君台观左右帐记》中，宁波佛画画师团，已经跟顾恺之、吴道子、宋徽宗、李公麟这些名家的名字列在一起，进入幕府将军家艺术品管理收藏目录了。

    至于“大宋+地名+画师名”的落款，本身就只有在国际交流的时候才需要写“大宋”这种国家的名字；地名干脆就像广告，告诉对方，来车桥可以买我们家的画呀；金处士、金大受，陆信忠、陆仲渊，张思训、张思恭这些很像的名字，是家族关系，还是店铺里的师兄弟关系，就不是很好说了。

    学者的“还愿”

    在日本，研究宁波佛画主要学者有井手诚之辅、海老根聪郎、谷口耕生、近藤一成等多位。

    其中海老根聪郎上世纪80年代曾到访宁波，把车桥街、石板巷、咸塘街转了个遍，写了一篇《宁波佛画的故乡（研究余录）》，发表在1986年的《国华》期刊上。

    在细细考证“车桥”之名在宁波历代方志中的演变，明确指出“车桥不仅仅是一座桥，也是一条街道的名称”之后，海老根聪郎写“冥冥之中我们也被款记指引着，回溯百年穿山越水，站在车桥街和石板巷的土地上探寻沉淀了千年的画骨”，并配有照片。

    从画面看，上世纪80年代的车桥街、石板巷尚存沿街店铺样貌，只是早没了画坊。

    笔者近来翻看《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倒见这位“丝绸之路”定名者，1871年来宁波时，尚注意到“街边众多的画坊”。“类似的画坊我看了有三四十家之多，都是照着模板画；都是些14至18岁的少年，在薄薄的纸上用精致的线条描出垫在纸下面的模板的轮廓，之后交给一名画师给衣服着色，另有一名画师给人物面部着色……”不知道李希霍芬写的是哪条街，但这摹画的样子，与早年“粉本”的传写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民国《鄞县通志》载，车桥下的岳庙西河是在1929年政府主导的填河运动中被填埋的。据老人们回忆，那段时间之后的车桥街开有绣庄、药店，也有木作场。

    “街名的来由是起源于十字井巷和它的交叉口有一家‘鹏飞’车行。车行的前身是轿行，自民国后坐轿的人逐渐减少，这才改成了出租黄包车的车行。解放后车行改成了茶馆，卖膏药的王小楼、卖梨膏糖的戴全根（大号小热昏），还有说四明评话的张少策都是这里的常客。”老人毕东耀在《车轿街》一文中写。后人也有将之演绎为“宁波车轿街就是因为古代有不少专门经营轿子出租的店铺而得名的”一说。

    从“车桥”到“车轿”，固然代表时代蝶变，两者同源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