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灵桥附近,东渡路以西,高楼林立之中,有一条连接药行街和中山东路的纵路,路牌上写着是“车轿街”。 地方志中,民国《鄞县通志》始有“车轿”之名。晚清以前,“车轿街”均写作“车桥街”。 在宁波众多老街巷中,“车桥街”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国内有名得多。改革开放以后,有多位日本学者,心心念念着来寻访宁波车桥街。真的到了实地,兴奋之余,还回去发表好些论文。 这其中的机缘,与一批巨作有关,与南宋海外贸易有关,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 “车桥”在日本 文博界,给可移动文物分类,常见几个大类,青铜器、陶器、玉器、瓷器、漆器、书画、工艺品、古籍,等等。其中纸质文物书画,可以说是最珍贵的门类之一。 绘画又以明清数量居多,宋元以前尤珍。庸俗地说,光看拍卖行,一张精品宋画动辄九位数,并不是稀奇事。 也许可以算是宁波骄傲吧,就在现存规模有限的宋代绘画中,宁波人或者说“宁波出品”宋画,占据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落。这批绘画,为他处所无,放在更广阔的时空中,也可以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来形容。 那就是2009年日本《圣地宁波》大展后,不断声名鹊起的大德寺《五百罗汉图》,以及大致同类型的《十王图》《十六罗汉图》《高僧像》《佛涅槃图》等一系列南宋宁波佛画。 这批绘画的数量目前没人做过完整统计,但是,光大德寺《五百罗汉图》一套百张,便有94轴系宋代原作;《十王图》仅陆信忠款就有十余套传入日本。光看数量,这批画作的体量和占比无疑是极为惊人的。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绘画还大多有落款。比如“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大受笔”“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处士画”“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当然,也有其他地方的,比如“明州江下周四郎笔”“四明咸塘赵璚笔”“庆元府洗马桥东画”,以及不带具体地名的“大宋庆元府张思训笔”“四明普悦笔”“四明赵宁华笔”,等等。 对照宋宝庆《四明志》里的罗城图,包括今天的宁波地图,我们可以确定,这些被“点名”的地点均位于灵桥商圈,车桥街、咸塘街、石板街都挨得很近。最远的洗马桥,东距车桥也不过六七百米,紧邻日僧频繁造访的景福寺。 地名作为广告 正常人落款最多写个籍贯,为什么这帮人写的却是一些街巷的名字?大量风格雷同的,成套“批发”的绘画作品有什么用,为什么全保存在日本,在国内片纸无存? 自1894年,大德寺《五百罗汉图》首次到美国展出,这些问题被一代又一代美术史学者反复研究、讨论。最近一次重量级研讨会,是2018年6月,日本九州大学主办的“大德寺传来五百罗汉图彻底讨论”。 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这些绘画均为画师作品,而非文人作品。大量相似的《十王图》或存“粉本”一说,即可根据既定图式批量“复制”生产。宁波佛画,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商品向日本人销售的商品画。 而这些画坊集中在车桥一带,一来因为这些地方属于宁波灵桥门内及城东南一带,是当时城内佛寺最密集的区块。二来这个位置离码头近,离市舶司、来远亭之类的也近,日僧上下船携带方便。 宁波作为南宋佛教圣地,是许多入宋僧敬仰、膜拜、朝圣之所。除了携经卷、典籍回国,佛像、佛画等艺术品亦占相当比例。虽然,迄今学者未找到入宋僧携归宁波佛画的明确记录,但在日本16世纪初叶的《君台观左右帐记》中,宁波佛画画师团,已经跟顾恺之、吴道子、宋徽宗、李公麟这些名家的名字列在一起,进入幕府将军家艺术品管理收藏目录了。 至于“大宋+地名+画师名”的落款,本身就只有在国际交流的时候才需要写“大宋”这种国家的名字;地名干脆就像广告,告诉对方,来车桥可以买我们家的画呀;金处士、金大受,陆信忠、陆仲渊,张思训、张思恭这些很像的名字,是家族关系,还是店铺里的师兄弟关系,就不是很好说了。 学者的“还愿” 在日本,研究宁波佛画主要学者有井手诚之辅、海老根聪郎、谷口耕生、近藤一成等多位。 其中海老根聪郎上世纪80年代曾到访宁波,把车桥街、石板巷、咸塘街转了个遍,写了一篇《宁波佛画的故乡(研究余录)》,发表在1986年的《国华》期刊上。 在细细考证“车桥”之名在宁波历代方志中的演变,明确指出“车桥不仅仅是一座桥,也是一条街道的名称”之后,海老根聪郎写“冥冥之中我们也被款记指引着,回溯百年穿山越水,站在车桥街和石板巷的土地上探寻沉淀了千年的画骨”,并配有照片。 从画面看,上世纪80年代的车桥街、石板巷尚存沿街店铺样貌,只是早没了画坊。 笔者近来翻看《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倒见这位“丝绸之路”定名者,1871年来宁波时,尚注意到“街边众多的画坊”。“类似的画坊我看了有三四十家之多,都是照着模板画;都是些14至18岁的少年,在薄薄的纸上用精致的线条描出垫在纸下面的模板的轮廓,之后交给一名画师给衣服着色,另有一名画师给人物面部着色……”不知道李希霍芬写的是哪条街,但这摹画的样子,与早年“粉本”的传写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民国《鄞县通志》载,车桥下的岳庙西河是在1929年政府主导的填河运动中被填埋的。据老人们回忆,那段时间之后的车桥街开有绣庄、药店,也有木作场。 “街名的来由是起源于十字井巷和它的交叉口有一家‘鹏飞’车行。车行的前身是轿行,自民国后坐轿的人逐渐减少,这才改成了出租黄包车的车行。解放后车行改成了茶馆,卖膏药的王小楼、卖梨膏糖的戴全根(大号小热昏),还有说四明评话的张少策都是这里的常客。”老人毕东耀在《车轿街》一文中写。后人也有将之演绎为“宁波车轿街就是因为古代有不少专门经营轿子出租的店铺而得名的”一说。 从“车桥”到“车轿”,固然代表时代蝶变,两者同源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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