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亚群

    像是历史的声音，当红色的程控电话响起嘟嘟的铃声时，院长笑了，笑得很开心，脸上的线条似乎朝外面飞，而且越飞越远。

    我觉得院长一笑，人显得特别憨厚。

    虽然，院长很快把电话机装进了木盒子里，还在外面挂了一把小锁。

    那是1993年一个夏天的午后，医院的白墙上、天井里落满了光斑，风紧一阵慢一阵，晃动的光斑像是水波荡漾。知了抱着树拼命鸣叫，既令人头胀，又使人心生幽静。因为热，也因为闲，医生们似乎被瞌睡折磨着。

    这时装电话机的人来了。

    尽管安装电话的人喝了酒，相貌也不好看，跟院长说话没大没小，还唾沫飞溅，在阳光下不时闪过一个个白点，但我们仍愉快地围着他，只不过偶尔有人侧一下，或偏一下，似乎在躲避来路不清的泥水。院长递烟，阿其医生点烟，叶会计泡茶，丽姨还帮他拎来台扇。此外，还有一堆软绵绵的美言在他周围飘来荡去。

    钻孔，拉线，爬上爬下，腰上系着的白色帆布包盖住了大半个屁股，他时不时往屁股上摸，一摸准能摸出他想要的零件。于是，又有一堆好话捧起了他，他似乎也很受用。一会儿，他咬着香烟，问，电话装在哪里？院长不语，但神情安然，似乎内心笃定。我们齐刷刷地看着院长，也不语，之后目光推来推去，出现短暂的寂静。

    也不知谁起了头，说是电话应该装在院长办公室，随后众人附和，声音一个比一个坚决，像是有一堵墙挡在院长的面前。院长似乎对我们的心声不以为然，抬起头开始望天空。我们面面相觑后，一个个也慢慢抬起头，天空云淡风轻，底下飞过一群小鸟，丢下一串叽叽喳喳的声音。我暗自思忖，电话的铃声如果是鸟叫的声音，不知道会不会引来一群群的鸟，从此，屋里鸣叫，屋外呼应。鸟语花香进来，而病人统统出院。

    在我异想天开的时候，院长作出了决定，说是装在内科办公室。人群里，仍有几个声音坚持要装在院长办公室。院长并没有半推半就，那几个声音一下子飘零了，以至于让人不清楚刚才是谁在干扰院长的决策。

    医院里原来有一部瘦骨嶙峋的电话机，两只听筒像两节粗大的骨关节，黑乎乎的，铃声也黑乎乎的，响起来气急败坏似的。如果要打电话，得先得到院长的首肯，因为电话机装在他办公室，再用手摇到镇上的邮电所，这个摇还得拿捏好分寸，快了慢了都不行，电话光静音。你捏着话筒，耐心等待电话那头有人给你懒洋洋的一个“喂”，你贴着话筒，小心翼翼地也“喂”过去一声，然后很谦卑地报出电话号码，麻烦她转接出去。期间你会听到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她帮你转接到了晒场。偶尔也会有人语，嘁嘁喳喳。此刻不管你内心怎么火急火燎，你也要低头弓背站在电话机前，像跟电话里的人忏悔似的。电话顺利接通还好，有时电话并不顺畅，对方没人接，但事情很急，还得手摇过去，一边向接线员赔不是，一边请求再拨一次，说话的声音完全没了骨架，只有低声下气。

    所以，用这样的电话，除非万不得已。

    装电话的走了，左耳朵夹一支烟，右耳朵也夹一支烟，袋里还装了一包半的杂烟，是阿其医生从其他医生那里整出来的。这些烟，大多是病人看病时敬的烟。

    电话机静静地趴在内科的北窗下，它的面前坐着院长。我们七零八落地站在内科室里，看上去像是围着院长，其实是围着电话机。你一句我一句，拉了一通闲话，但归纳起来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今，这样的生活毫无障碍地被实现，医生们似乎没有理由不好好看病。因为，电话机既是医院的，也是每位医生的。许是集体想到了这个层次，医生们的声音明明亮亮起来，像是各人捧回了一部电话机。

    电话号码一点都不难记，尤其经阿其医生的艺术处理，把8念成发，把6读成乐，把5译成我，而2变成了你，电话号码变成了我乐你我发发。这号码让谢医生丁医生们喜出望外。丁医生说，依心想，我乐你我发发。介好号码，依心想。

    医院里的声响，大多是不太愉快的，哭闹与呻吟，从一间诊室到另一间诊室。即使闲静的时候，那些声响仿佛还在弥漫，是来自身体病痛的声音。这些声音包围着医院，像是一种慢性的病毒侵蚀着每个医生的神经。说不清是冷静，还是麻木，居然在病人的大呼小叫中，医生们神情自如，一针一刀，一叩一触，手法毫不迟钝。有时医生之间聊天，扯些下半身组织器官的嬉话，往往笑到一半，突然被搁浅，有点莫名其妙，但并不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没有哪个医生会嬉皮笑脸地看病。

    但新装的电话传来的铃声，让医院充满了喜悦感。

    门卫老伯曾徘徊在内科，也不说话，目光一直停留在电话机上。院长怕他记不住号码，特意给他抄了一张。门卫老伯接了，但仍不说话，神情有些高远。这种高远，院长自然没见过，我们也没见过。最终，门卫老伯把高远放了下来，他说自己是守门的，守电话理属守门范围之内。阿其医生捂着嘴拐进了外科，丁医生嘿嘿着去做假牙了，我用半张报纸遮着脸回到妇产科。

    后来，院长不再喊了，而是由阿其医生跑到诊室叫人。阿其医生叫人接电话时脚底犹如扇风，似乎担搁别人接电话，是浪费一笔巨大的财产。

    有天，院长出差，内科只剩下阿其医生。我去串门，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你想打电话吗？我不由得激动万分，问他有没有钥匙。他说，钥匙没有，但我有方法。他跑到门口张望了一下，然后又回来，把手拢到嘴边，说，搁手柄的那个键可以用来敲电话，如果是3，就敲3下，但中间不能断。我有点不太相信，虽然我非常期待阿其医生的说法是可行的。阿其医生压低声音说，我来试试，你报一个电话号码。我脱口报出我同学医院的号码。我俩经常写信，互相还留了电话号码，但那个号码一直在虚空中，她没打过来，我也没打过去。阿其医生把话筒装进白大褂的口袋里，背对着诊室的门，开始敲电话。我好奇地盯着他的手，呼吸急促，但大脑一片空白，似乎把所有的想法腾空出去，就为了见证这个奇迹。

    阿其医生的食指在搁键上密集地敲着，类似于黑白电影中的发密电。或许心慌，中间总是出差错，一错，长音的嘟就挤身进来，然后就嘟啦嘟啦——待机中。阿其医生喝几口茶，两只手往下压了压，试图平衡心绪，伸出食指继续敲。敲了半天，并没有敲到我同学的单位。

    但我跟阿其医生并没有放弃这个方法，就像是追逐一个民间故事。

    有次，阿其医生值班，我也值班，俩人又想到了敲电话号码。

    阿其医生在电话机前忙碌，但他始终站着，似乎院长那个位置烫屁股。我趴在他的办公桌上，眼巴巴地看着他。突然，阿其医生的手指头不动了，嘴巴跟花瓣似的慢慢绽开，把话筒递给我。电话果然通了。我欣喜若狂，我冲着阿其医生不停地翘大拇指。

    阿其医生好不容易敲出来的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我同学休息。我像泄了气的球，瘪塌塌地回到寝室。偶尔我有些不甘心，自己也试着敲，而且背着同事，跟做贼似的，心虚得要命，只怕被其他同事瞧见，恐怕不仅仅是尴尬而已。只是每次敲得筋疲力尽，电话机依然沉默无语。

    分院的阿荣伯喝高时喜欢打电话来，也不管深更半夜，电话里的内容只有一件事，说是有人服毒，让我们过去抢救。起初我们信以为真，他听出我们很着急地要赶过来，他的声线开始乱跳，似乎上面站满了蚂蚱。因经不起我们细问，他开始唱起绍剧，一个猪爷爷，一个猪爹爹，气得接电话的人把话筒摔得响响的。

    阿荣伯坏了我们接电话的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