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波

    我终于站在这片土地上。

    这是在延安，在杨家岭。

    这里原先的地名叫“杨家陵”，据说是明朝兵部尚书、工部尚书杨兆的祖居之地和安葬之所。我当然不是为了杨兆而来，在这之前，我对这位四百多年前的明朝高官一无所知。吸引我来这里的是因为它叫“杨家岭”——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大规模轰炸延安，中共中央各机关连夜迁到这个位于延安城外五华里的山沟，在这里继续指挥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以及后来指挥解放战争，直至1947年3月撤离延安。从此，“杨家陵”被人遗忘，而“杨家岭”则和延安连在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延安去！是我们这代人都曾有过的向往。

    7月的陕北，已经进入盛夏。行走在杨家岭，阳光泼洒在身上，但路旁的白杨绿叶婆娑，周围的山上草木葱茏，并不使人感到过分炎热。七八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杨家岭的自然环境、地物风貌有了很大改变，那些曾经在这里叱咤风云、决定中国命运的人也已经永远离去。但岁月并没有使这条狭窄的山沟退出历史的记忆，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追寻那群人在这里留下的踪迹，缅怀那些远去的身影。

    我沿着山边的道路缓缓前行。山坡上出现一排用院墙分隔的相对独立但又紧密相连的窑洞，这里就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曾经栖身的地方。走进低矮的窑洞，看到的是在陕北农家常见的土炕，炕上是质地粗糙的被褥，裸露的黄土窑壁上挂着伟人们在延安留下的泛黄照片，室内家具可以用简陋来形容。我默默地凝视着眼前的情景，心里充满了感动。伟大往往蕴含在平凡之中。这里陈列的每一件实物都携带着特殊的气息，还原着往昔的艰难岁月，在无声地告诉我们，有那么一些创造了奇迹的人，曾经在这里居住、生活。

    窄小的窑洞，一下子涌进一群参观的人，变得更为局促逼仄。我退出窑洞，在毛泽东当年居住的院子里徘徊。已经无法知晓毛泽东当年在这里起居进出的心境，但可以想象，那时日寇进逼、半个中国已经沦陷，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在这个小院里，他必定心忧天下，日夜劬劳。这窑洞是抗战指挥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运筹帷幄，这里签发的每一份电报、文件，都是敌后战场的行动指令。这窑洞还是毛泽东的书房，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他漏夜披阅，用劣等的纸笔，写出了至今仍然闪耀着理论光芒的鸿篇巨著。有人统计，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156篇文章，有111篇在延安时期写成，其中40篇就诞生在杨家岭。可以说，他将生命中最鼎盛的岁月留在了陕北，留在了延安的窑洞里。

    在20世纪中叶，这小院也牵动着世界的目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曾经在这里访问毛泽东，当看到这朴素的窑洞、简陋的陈设，听着毛泽东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和判断，她不禁感慨万千：“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走出小院，抬眼就可以看到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央大礼堂。走进礼堂，看到的却是犹如窑洞的拱形屋顶。这座中西合璧的礼堂，专为1945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而建。

    经过2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已经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121万党员。在上海兴业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仅有13人，而出席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有547人，候补代表208人。这支队伍一路走来，该是多么地坎坷曲折，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在礼堂展览室里，一张“七大夫妻代表”的统计表吸引了我的目光，其中高文华、贾琏夫妇两次卖儿筹集经费的事迹，更是令人唏嘘难抑、感动不已。

    高文华，这个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青年，是中共第一代地下工作者，1935年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当时，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路上，省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本应由中央下发的经费完全中断，加上那年华北大旱，遍地灾民，高文华想尽办法筹集经费，但收效甚微，党组织陷入了困境。

    高文华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吐血，由于没有药物，只好喝盐水治病。当时担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秘书并兼职财经工作的贾琏，看到丈夫病情恶化，非常着急，就想把挂在门外墙上的一块腊肉取下来给他补充营养，但高文华坚决不同意，因为那块腊肉不光用来装点对外的门面，同时也是地下党联系工作时报平安的标志。

    为了摆脱困境，夫妇俩商量，只得卖掉孩子来筹集经费。早在1931年，贾琏在上海沪西纱厂从事工人运动时，因生活所迫和便于工作，已经有过将刚刚出生三个星期的第一个儿子送给“育婴堂”的伤痛，现在为了革命又要骨肉分离，这是怎样的一种人间悲剧！那年头男孩比女孩要多卖钱，于是他们就把四个孩子中唯一的仅四个月大的儿子卖给唐山的一户人家，换来的50块大洋，20块用于寻找党中央的经费，30块维持了省委三个月的运转。

    多年以后，有人问是什么让高文华夫妇在经费与儿子、工作与情感、党与个人之间总是选择前者？高文华回答：“我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困难是暂时的，逆境是可以扭转的。有了这个信念，哪怕是个人的生命、血肉之躯都可以奉献出来。”正是因为有无数个信念坚定的高文华，中国共产党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追随的队伍越来越长。

    1945年的中国，已经可以看见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而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则更为远大。在那年4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用充满激情的语言，向全党发出了动员令：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会场里潮水般的掌声，变成了排山倒海的力量，不到5年时间，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纪元由此开启。

    我继续在礼堂盘桓。当年的讲台还在，伟人们铿锵有力的声音却早已消散，大厅寂静无声；但当我侧耳细听，总觉得回音仍在。中共“七大” 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命运的改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还将长久地产生影响。礼堂里一排排用陕北杨木制作的长椅还在，当年汇聚一堂的英才们却早已从这里走向大江南北，并逐渐在岁月的长河里消隐；但当我抬头仰望，分明看到他们散发出的光芒永久地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我走出礼堂，迎面看到的建筑是当年中央办公厅所在。这座房子因为形状像一架飞机，人们将它称为“飞机楼”，著名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就在这座楼里召开。我走近“飞机楼”，正好有来自山西某地的团队在楼里举行主题活动，歌声响亮地传了过来。我转身回望中央大礼堂，突然觉得它就像一艘经历了海浪颠簸的巨轮，飘动在晴空下的党旗就像升起的红色风帆。这艘“巨轮”和这架“飞机”，在将革命送往胜利的彼岸之后，静静地停泊在这里，为一队又一队参观的后人传递着前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