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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13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二次审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修改有关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和收容教养的规定。拟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在刑法第十七条中规定：已满十二周岁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上述规定意味着最低刑责年龄拟下调至十二周岁。

    10月13日新华社

    过去数年间，几起低龄未成年人严重犯罪案件，数度引发舆论强烈震动。由于个案的催化，公众关于“降低最低刑责年龄”的呼声也是愈演愈烈。在此大背景下，“最低刑责年龄拟下调至12周岁”，可谓是水到渠成。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法律调整，绝非是简单的“顺应民意”，而是在经历过调研评估、严肃论证等一系列立法准备后所作出的专业决定。尽管多数媒体多聚焦于“法定刑责年龄下调”，但相关法条修正的内容远不止于此。

    按照最新版“修正案”，已满十二周岁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下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杀害致人死亡的，将会承担刑责。应该说，该立法表述，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审慎、保守的，这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最低刑责年龄下调至12周岁”，而实际上是制定了一种差异化的、有针对性的“最低刑责年龄”。追究低龄未成人犯罪刑责，将特别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区分对待，这无疑是符合国际惯例的——确保最危险的“少年恶魔”罪刑相当，这既是兑现正义，也是捍卫公共安全。

    毋庸讳言，在此前关于“降低最低刑责年龄”的全民发声中，也不乏不同意见表达了担忧。比如说，质疑刑责年龄太低，会造成少年犯在监狱的复杂环境下被“交叉感染”，反倒会增加其回归社会之后重蹈覆辙的概率……这些“不无道理”的见解，在此次刑法修正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呼应。我们看到，“12岁版的刑责年龄”，不仅严格限定了适用范围，而且把有关个案的核准权上收到最高检，此类制度安排，有效避免了“一刀切”，避免了“重刑主义”滥用。

    最低刑责年龄，到底是14岁还是12岁，或许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真正关键的是，对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我们以往的法律体系和执法手段都太简单、太单薄了。在“一放了之”和“一关了之”之间，缺乏中间选项，这使得过去司法实践对“少年犯”的惩戒、挽救往往束手束脚乃至无计可施。为此破题，此次刑法修订案也给出了专门安排，“将收容教养修改为专门矫治教育。”常识是，少年犯很小可能会自动“改过自新”，专业、强力的矫正和管教，必须到位！

    “最低刑责年龄拟下调至12周岁”，只是健全应对低龄犯罪现象系统工程的一环。有必要再次重申的是，刑罚至关重要，但刑罚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对于少年犯罪者，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