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名片 洪治纲 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著名评论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出版有《守望先锋》《余华评传》《无边的迁徙》《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等个人专著10多部。曾获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 10月24日下午，洪治纲做客宁波图书馆“天一讲堂·云讲堂”，主讲了《温情的〈活着〉》。

    小说《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自1992年问世以来，各种版本的《活着》在中国大陆已发行1000多万册，“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盗版、网络上的在线阅读等，如果把这些也计算进去，估计应该有2000万册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发行量。”洪治纲认为，《活着》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为什么28年来一直能畅销不衰？这个现象很值得思考。他从死亡与活着、历史与个人、亲情与苦难、倾听与讲述四个方面，详尽分析了《活着》的不同凡响之处。

    以死亡来写活着体现生命的柔韧与宽广

    《活着》全文约12万字，书中写了大量的死亡。

    “我罗列了一下，小说共写了10个人的死亡。最早是福贵父亲的去世，因为福贵把家产输光，父亲被他气死了。接着福贵被国民党抓壮丁到了战场，他和春生、老全躲避战争，老全因为去抢大饼被炸死了。第三个死亡者是龙二，龙二因为赢了福贵的田地成了地主，在‘土改’中被枪毙了。然后是福贵母亲的死，以及他儿子有庆的死。还有春生的自杀、哑巴女儿凤霞的死、妻子家珍的死以及女婿、外甥的死。”洪治纲说，小说题目叫“活着”，写的却是“死亡的盛宴”，这已然呈现出一种张力。而一部12万字的小说要写10个人的死亡，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每个人的死在情节上需要有逻辑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显得很假，这就需要很好的叙事技术。”

    再看这些死亡的人，他们与福贵不是亲人就是朋友。“家庭的血缘亲情，是一个中国人生存的最核心的依赖。这个核心圈子消失了，意味着福贵成了一个很惨的孤寡老人。让最核心的亲人一个个死去，就意味着彻底动摇了福贵活着的信念。”而且，小说中的大部分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最容易摧垮一个人的意志。”洪治纲说，《活着》所要展示的，是死亡对活着的人的考验。死亡是容易的，活着却非常艰难。“余华本人曾说，《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这个‘眼泪’不是绝望、委屈，而是一种韧性和意志的体现，展示了生命活着的柔韧与宽广。”

    福贵的苦难里承载着各种历史的劫难

    《活着》从福贵年轻时是个喜欢赌博的纨绔子弟写起，一直写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分田到户，展示了福贵40多年的人生历程。

    这40多年的中国历史可谓风云激荡，“余华只用了12万字，就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都写进去了，很多重大事件他一笔带过，写得更多的是历史在福贵这个小人物命运中的具体体现。”洪治纲列举了小说中的很多情节，比如解放战争中，福贵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在淮海战役中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获得几块钱后回家了；三年困难时期，福贵全家陷入饥荒，度日如年……“作者通过叙述的巧妙对接，把很多重大历史都融入到福贵的普通生活中。福贵的苦难命运是与那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洪治纲认为，余华把宏大的历史不断地落实到普通人身上，其实传达了一种观念：真正的历史是个人化的，是由无数卑微的生命来承担的，而不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英雄史。

    通过苦难和死亡来展示人间的温情

    洪治纲认为，《活着》最感人的地方是对亲情的描写。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福贵在叙述中经常用到一个词——懂事。”洪治纲说，余华是浙江人，“懂事”也是南方人经常用的一个词，含义很丰富。“我们批评孩子，有时候会说怎么这么不懂事！什么叫懂事？它其实包含着亲情之间的相互理解、宽容、奉献、牺牲。余华就捕捉到了这么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很亲情化的载体。”

    在福贵的叙述中，他家所有人都以牺牲的方式爱着这个家庭，都非常懂事。如妻子家珍，任劳任怨，偶尔也会生气，因为福贵赌博把家产输掉，她跑回了娘家，但她本质上是爱着这个家的。“小说通过福贵的叙述，不是在展示苦难本身，而是展示苦难背后的温情。我们可以想一想，像福贵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没有矛盾？但小说通过福贵的自我叙述，把生活中的家庭矛盾全回避了。也就是说，福贵在亲人一个个去世之后，他记忆中最深刻的全是亲情，而不是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福贵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因为所有亲人都先他而去，但福贵又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为所有亲人都深深地爱着他。

    《活着》整体叙事非常简练，但很多细节还是写得蛮铺张的，而所有铺张的地方，其实都是在写亲情。“小说的开头，福贵对着老牛，一会叫这个名字，一会叫那个名字，几乎把家里所有人的名字都安在老牛身上，这说明他觉得亲人都在他身边，他依然活在亲情的世界里。”洪治纲说，福贵忍受了历史的劫难，但因为亲情弥漫在他的每一个毛孔中，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情感支撑，这种支撑就是小说所要彰显的主题。

    独特的叙述方式增强了真实感和带动性

    “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小说的叙述方式。”洪治纲介绍，余华在小说中设置了两个叙述者，一个是“我”的叙述，另一个是福贵的回忆。特别是福贵的回忆，像一首长调，包含了浓郁的温情和对生命久久的眷念，有别于其他小说的单纯控诉。

    福贵的自我叙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突出什么、屏蔽什么，都由他的个人情感来决定。因为人的记忆可以对客观事实进行重构，而这个重构直接关系到作者要表达什么。“让福贵来控诉行不行？也可以，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格调的小说，那样的小说我们看得太多太多。”洪治纲说，福贵没有控诉，他的回忆给了小说温暖的底色，这是《活着》最感人的地方。

    小说中的文化馆员“我”，是一级叙述者，福贵是二级叙述者。福贵叙述时，“我”就变成了一个倾听者、记录者。“我”也是小说叙述节奏的调控者，把福贵的自我叙述分成了五个部分来完成。“这一设计的最大作用，就是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和带动性。”

    “《活着》体现了我们活着背后那些非常重要的亲情的力量、温情的力量、情感的力量，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血缘亲情核心结构中的支撑性力量，这个力量恰恰是我们在现实中不容易看到的。所以我们在阅读中很容易获得一种情感补偿，补偿我们对生活的内在诉求，这也是《活着》这么多年为人们所乐于接受的核心原因。”洪治纲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