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日新街街景。

    一铲 文/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里的名句，本意是劝诫君子自省，每天都是崭新的自己，也有“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意思。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前后，宁波经历小范围机构裁撤，官宅变为名业，开设市肆。这句话里脱出两条街巷的名字，日新街、又新街。两条街的位置都在中山路和药行街之间，相去不远，且都是短街，如一对孪生兄弟。

    这对“兄弟”没有辜负它们“有文化”的名字。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带是宁波著名的“书店一条街”，书肆林立，翰墨飘香。宁波旧日地名谣“十多歌”里有一句“日新街里书局多”，形容的便是这一场景。

    不过它们在后世的命运不太一样。日新街一次次拓宽、延长，终于在今日成为一条沟通南北的市中心主干道；又新街默默地消失不见，成为历史名词。而相同的是，两处的旧日书坊尽已消失，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汲绠斋书局

    清末民国初年，私人刻书蔚然成风，带动书业大兴。日新街鼎盛时，有五大书店同时开门，汲绠斋书局、新学会社、文明学社、竞新书社、明星书局，此外还有家规模稍小的文星书局，与一些开设时间不长的书店。几乎每家店都有一车故事。

    最重要也最有名的当数汲绠斋书局。绠，音“耿”；汲绠，指的是汲水用的绳子。若将知识比作泉水，汲绠便是通向学问的途径，实在是书店的好名字。

    据一些回忆文章介绍，汲绠斋书局在道光初年便存在了，是宁波近代创办最早的书局，位置在日新街东门街口，坐东朝西。书局由鄞县三桥鲍氏、慈溪乍山严氏合资创办，起初出版木刻古籍，如《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

    1997年的《宁波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在镇海一居民家中曾发现一册1845年汲绠斋铅印本《四书便蒙》，比当时公认的最早铅印本为北京同文馆印本的说法提早17年。从而证明汲绠斋是最早由中国人创办的铅印出版机构。

    这一点并非不可能。有材料记载，1845年，美国长老会创办的花华圣经书房迁至宁波，用其发明的“香港字”字模排印宗教书籍，并对外出售铅字，此为外国人在宁波经营印刷业之始。汲绠斋书局出资向其购置铅字印刷设备，并“洋为中用”，用“香港字”试排印刷了《四书便蒙》，由于铅印字体字迹清晰，又成本低廉，适宜大量印刷，结果大获成功。

    汲绠斋书局为双开间楼房店面，房屋宽敞，为宁波各书店之冠。书局前后两幢，前幢为店堂，后幢是古色古香的客堂。清代地方官常服青衣小帽，随带侍从选

    购图书，其他儒生、候考童生也常惠顾。

    1897年，鄞南陈婆渡鲍氏三兄弟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开业之初，曾以乡谊向汲绠斋求援，汲绠斋派出熟练的印刷工人前去支援。因为这种特殊关系，汲绠斋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在宁波的特约经销处，成为其竞争的一大优势。

    新学会社

    离汲绠斋最近的书店叫新学会社，由奉化人创办。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也惊醒了部分知识分子。奉化最高学府锦溪书院主持人江迥和朋友们发起，将锦溪书院改组为龙津学堂，以讲究新学、培养人才来救国。当时正整理编纂《奉化县志》的孙表卿等人也参与到学堂创办中。

    新学的创办，让孙表卿等人日益感觉到知识传播的重要，在友人周世棠提议下，上代经商、经济上比较“有办法”的孙表卿筹集了一笔款子，于1902年左右，在宁波开设“新学会社”。书店主要任务即买卖新书，满足进步知识分子的要求。

    后来龙津学堂舍监庄崧甫等人因想扩充校舍与地方上闹了矛盾，到宁波新学会社“避风头”，接管了书店工作。几个书生没有经商经验，生意亏本快要关门。孙表卿等决定增加资金到上海去开店，增资后最大的股东是小港李家的李霞城。这样新学会社的重心就由宁波移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书店人员接触到更多进步人士，革命性愈发强烈。辛亥革命中，新学会社实际上成了印发告示、购买军械的据点。民国时，庄崧甫出任浙江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后改任盐政局长，他坚信“农业为富国之本”，非常重视农业水利工作，自己也著有《农政新书》《养蚕必读》《螟虫防治法》等，通过新学会社发售，极为畅销。

    从新学会社上世纪20年代在宁波报刊做的广告来看，其书籍营销分蚕业用书、医药用书、工业用书、商业用书、杂用类书、小学用书、女学用书等门类，特色很强。

    新学会社堪称中国近代出版农业图书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出版社，1935年1月上海总店更名“中国农业书局”，足见其影响力。不过随着庄崧甫年老病退，其子庄逸林后期实际掌握书店职权，对书局中的进步学者加以排斥，路越走越狭。

    解放前几年，报刊广告上新学会社几乎完全成为一家售卖教科书的门店，看起来也颇有沧桑之感。

    文明学社及其他

    与新学会社贴邻的书店叫文明学社，由镇海王蕉化筹资开设，专门供应笔墨纸砚、簿册抄本、钢笔墨水等各类文具，兼营教科书。

    因为教科书需求大生意好，其实无论文明学社、新学会社，还是专营古版书的汲绠斋书局，后期都不得不迎合潮流，兼营新版教科书和文具用品。据文明学社经理顾耐仙回忆，因三家店都在日新街，每逢春秋开学季，短短一条街，顿成闹市。

    民国初年，新学会社职工徐正甫筹资开设竞新书社，几年后，文明学社职工张耐馨开设明星书局，也都在日新街上。又隔几年，汲绠斋书局业务主任钱钧培离店独资在东大路筹设振新书局，距离也不远。其中，“新学”“竞新”面向奉化、“文明”“明星”面向镇海、“汲绠”“振新”面向鄞县，其余区县成为“争夺”对象。

    1938年夏，为了避免同业竞争过剧，六家书店成立了教科书联合供应机构，签订合同，各占不同份额。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宁波沦陷，各家书店均受打击，供应教科书的“公栈组织”也办不下去。解放前，几家书店只能说勉力维持。

    解放后，书坊业归新华书店管辖，几家书坊陆续改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工作人员也走向不同领域。而日新街上，上世纪50年代曾短暂开设新华书店日新街分店，后搬去开明街。约十余年前，宁波民营书店新世界书店曾试图在日新街立足，最终关门歇业。日新街书肆业已成为历史。

    参考文章：

    孙表卿口述《新学会社及其他》

    顾耐仙《宁波书坊业》

    马元恺《汲绠斋书局》

    胡鼎阳《宁波最早创设的书坊——汲绠斋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