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川

    前不久，我在宁波鼓楼老街买了这本《爱因斯坦自述》，标价24.8元，实际花费10元，算得上价廉物美，因为这本书不是一般的闲书。本书说是自述，其实仅有少部分真正意义的自述，更多是演讲、信件、悼念文章和公开发表的文章。对于爱因斯坦这么一位享誉世界的伟大科学家，自然有许多东西可以供普通人学习。读完书，我有三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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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生志向。在第152页上刊登了《我的未来计划》，是爱因斯坦在瑞士阿尔劳中学写的毕业考试作文，时间为1896年9月18日，当时17岁。他不像马克思在17岁中学毕业时写的那篇作文洋洋洒洒（从英文版看，好几千字，其论述之深刻和精细程度，估计我国的哲学专业研究生才写得出来，不过那是马克思在暑假里依据兴趣自己花三天时间写的），爱因斯坦的这篇作文是课堂考试卷子，所以字数不多（三段，大约330字）。可是，开篇第一句就镇住了我：“一个人如果总是被幸福快乐包围着，那他就会满足于现状，失去进取的决心，更不会过多地考虑未来的事情。年轻人则完全不同，他们时刻充满创业的激情，总是大胆地为他们的未来努力。此外，一个希望有一番作为的年轻人，一定会给自己设立一个明确合理的目标。”这里的第一句话就体现了一个有志青年的典型特征，而其表达方式也比许多同龄人成熟。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不少学生看见了，是否会感觉到自己的差距？即使许多成年人看了，恐怕也应该扪心自问一下吧。且不说爱因斯坦的智商和学术成就，单就这种朝气蓬勃的追求精神，就足以让我们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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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坚韧顽强。作为一位天才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其实在中学时代就开始思考相对论的问题（014-015页），当然这一思维的闪光是上天赋予他的，其他人没法比，但是我还是从他的伟大光环后面看到了他作为普通人所经历的痛苦磨难，也看到了他那种坚韧顽强的工作精神。

    从第150页的注释上我才知道，1915年（也就是爱因斯坦正式发表广义相对论的那一年），他的私生活变得非常糟糕，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去了苏黎世，他的第一次婚姻眼看就要崩溃了。他的大儿子给他写了两封信，请求爸爸去苏黎世与他们暑假团聚，而他无法满足孩子的愿望，心里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与此同时，他的强大竞争对手（不止个别人）也在全力以赴研究广义相对论，而且他的胃病也因食物缺乏而恶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在如此冲突的环境下，爱因斯坦以坚韧顽强的毅力攻克了广义相对论这个难关，最终站在了二十世纪科学的顶峰。假如那年他缺乏一点点这种精神而退却半步，那么发现广义相对论的旷世之勋也许就属于其他人了。

    当我正为他终于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一举成名而庆幸之际， 继续读下去，才发现自己错了：爱因斯坦成名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许多研究者并不相信他的广义相对论。1919年11月28日，他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我已经有很长时间都跟学术界的人士断绝联系了……”（第247页）也正是在那篇文章里，他及时利用刚刚得到的英国皇家观测队提供的太阳附近恒星发生位移的现象，证明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20年，以勒那德和斯塔克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和排斥犹太主义分子搞起了一个组织，专门攻击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称他的理论是“犹太人的物理学”。当年8月24日，他们还组织了公开演讲反对爱因斯坦，以至于他不得不在《柏林日报》上发表一篇声明，开始与那帮人斗争。不久后，勒德那在一个大会上毫无掩饰自己反对犹太人的情绪，对爱因斯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而后者当即给予反驳。9月3日，爱因斯坦的朋友索末菲给他写信说：“对于柏林对您的迫害，作为物理学会主席，我感到非常愤怒，并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们请求您千万不要离开德国！……另外，现在正处于战争时期，您的观点，即使在法国、英国和美国，都会被禁止的。”（第176页）由此可见，爱因斯坦当时处境非常不利，既要争取物理界的学术认同，还要面对政治上的反犹太种族主义者以及战争敌对国的的迫害，真可谓进退两难，在夹缝中求生。

    我自然想到，一个人成功的道路如此艰难，连爱因斯坦都如此，其他人还能说什么？

    3

    关于学术研究。在第196-197页上，爱因斯坦总结了犹太人的集体特征：“我只举出这两个我认为最根本的传统特征”，“几千年来，将犹太人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是社会正义和民主理想，以及所有人的互助和宽容。……犹太传统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尊重各种形式的追求和努力。出于对理智的高度尊重，犹太人对知识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犹太人对知识成就的尊重形成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特别有利于发展各种才干。同时，他们还有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能够防止人间的任何盲目服从”。就从事学术研究而言，爱因斯坦在此提出了两个外部性的核心价值观：高度尊重理智和知识，鼓励思考和批判。这也算得上他对西方科学发展的高度概括。

    非常有趣的是，在第221页论及科学研究的内部性的方法论时（1953年4月23日给J. S. 斯威策的信），爱因斯坦居然提到了中国：“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希腊哲学家发现了形式逻辑体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能找出因果关系。这两个伟大成就是西方科学发展的基础。不过，中国的贤哲没有走这两步倒不令人惊奇。我惊奇于这一发现。”这是他对中国科学发展历史的遗憾和中肯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