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有“王仲郵棨”的封检。

出土的草鞋。

    汉简这个名字，听上去离宁波有些遥远。

    我们熟悉的汉简，如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敦煌汉简，都远在距离宁波几千公里外的大西北，大漠黄沙，相对干燥易保存的气候，才是它们的“标配”。

    宁波及周边，出土过汉简吗？“没有，这是第一次发现。”余姚市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许超告诉记者，宁波发掘过汉墓葬、汉窑址、汉城址，但此前从未发现简牍文字。

    而本次发现的木觚，有可辨文字150余字。经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内容为一篇祭祷文。

    汉代，这里是个水乡

    余姚市花园新村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门的西侧原有花园桥，因位于明代光禄寺卿陈焕府邸的花园附近而得名。

    陈焕，明正德年间进士，以“父子四进士，兄弟三科甲”成一方美谈。陈家父子先后入仕，迁居余姚南城后，在巽水门外择地建造府第花园。清光绪《余姚县志》对这个精美的园林多有记载。

    不过这次考古发现的年代，比陈焕造花园早了1000多年。

    “从出土遗迹看，这里水系发达，应该曾经是个水乡。”许超告诉记者，该遗址陆续发现了河道、护岸、木桩、栈道、码头，全部指向濒水环境，可以断定遗址所处位置是临水的河岸。

    现场出土的木觚上有一句“余姚县官□乡临江里”，指示了该地的地名。“从当时行政区划来说，县下面有乡，乡以下有里”，该遗址所处“临江里”，应该就是一个基层聚落。

    “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的考古发掘是浙江地区汉代基层聚落考古的重大收获，对于全面认识本地区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许超说。

    出土物中 有一个“信封”

    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出土遗物共计300余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简牍类文书。许超告诉记者，本次发掘，出土有封检、木觚、正反面墨书的木板各一件。因长期处于饱水环境，木器不朽，状况良好。

    其中，封检残长22厘米、宽5.6厘米、厚0.8厘米，底部有封泥匣、穿孔和沟槽，检面墨书经红外扫描后或可释读为“王仲郵棨”。

    许超表示，汉代，为了使送递的公私文书保密，往往使用一枚木简盖在上面，并在缄绳的交叉处押封泥，若有人擅自开启，便有痕迹可查。这枚发挥封缄作用的木简被称为“检”。检的面上通常题写收件人的姓名、地址以及寄送方法，相当于今天的信封。

    受书写材料、埋藏环境的影响，简牍上的墨书常会淡化，通过红外设备进行摄影或扫描，可以发现在可见光下观察不到的细节。

    红外扫描后的封检可见“王仲郵棨”四字，可认作是写给一个叫“王仲”的人的一封信。“郵”便是邮递，“棨”或为“启”，即让王仲开启的意思

    不过本次出土，只有信封，不见内容，不知这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内容。

    木觚上的“祭祷”

    比起信封，同时出土的木觚文书更加重磅。这件木觚上可辨文字有150余字、刷朱漆、内容体现当时的信仰，这三点，每个信息量都很大。

    汉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有竹、木两类。圆木被削成柱状的多面体，被称为觚，是简牍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木觚有三棱、四棱、六棱甚至八棱。各面写了还能再削，削了可以再写，“就像古人的练字工具、草稿纸。”

    哪怕在北方，木觚的出土量也不是很大，其中最著名的是1977年嘉峪关出土的“汉武帝遗诏木觚”。宁波能发现这么一件非常不容易。

    许超介绍，该木觚出土于河道堆积中，全长46厘米，由一根木材纵剖而成，正面六棱五行，五行皆有隶体墨书。特别的是，该件木觚表面刷有朱漆。“漆在当时很宝贵，刷完漆也就意味着它已经‘定稿’，不会再被削了。”许超据此推测，这件木觚应有特殊用途。

    木觚上的文字，经初步释读可知，其内容为东汉永平十七年“天帝使者”为余姚县官□乡临江里男子孙少伯祈福禳病而告社君的文书。“意思是，当地有个叫孙少伯的人生病，向社君祈祷，希望病早点好。”社君可能是当地的神祇，反映民间信仰。木觚上这篇“祭祷”的每个字都是较标准的汉隶，没有涂改，可见写的人很慎重。

    “天帝”是东汉时期的至上神，“天帝使者”则是天帝信仰的衍生物，常见于东汉时期的镇墓文、买地券中。许超说，这种信仰多见于中原，而宁波也出土了反映该信仰的遗物，“对于研究东汉早中期东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有重要意义。”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何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