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家、文化学者沈昌文1月10日清晨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0岁。

    任《读书》杂志主编

    长达10年

    沈昌文1931年9月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长达10年。其间，出版西方经典著作《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出版蔡志忠漫画、金庸著作，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他主持下的《读书》杂志，被认为是“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先后开设了冯亦代的“西书拾锦”、王佐良的“读诗随笔”、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多个兼具文学性、思想性的专栏，使《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1996年1月退休后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等。

    沈昌文本人著作主要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等。

    4岁时

    在宁波住过大半年

    沈昌文父亲早逝，母亲是宁波人。2008年12月7日，宁波晚报曾发表包丹虹撰写的文章《沈昌文：带着宁波底色的书商》。作者以与沈昌文对谈为线索，为我们提供了沈昌文与宁波渊源的许多资料。

    文中说，沈昌文虽然生于上海，但从小是在宁波人圈子中长大的，其母亲出身商人家庭。沈公回忆说：大约4岁时，他在宁波住过大半年。那是因为父亲去世后欠下很多债，为躲债，妈妈抱着他回到宁波老家。外婆住在一个叫三支街的地方，两扇大门，上面有门环，街沿高高的。外公大概做外贸生意，因为外婆常常会吐出些英文单词，且这些单词用宁波方言读来，十分有趣。至今他还背得出一首顺口溜：来叫克姆（come）去叫戈（go），一元洋钱混淘箩（one dollar）……还有，外婆从小灌输给他的价值观是要做“讲白驮”，即讲讲话就能白白拿好处的人。它是英语compradore的译音，意思为买办。但宁波人的“讲白驮”生意是不容易做的，必须有本事。

    曾在上海一家

    宁波人开的银楼里当学徒

    沈昌文在口述自传《知道》中说，母亲为他带来的“家庭教育”，在他身上留下鲜明印记。书中说，“宁波的有钱人，家庭教育里有一条，就是要孩子吃苦。家里再有钱，孩子都要去做学徒的……必须吃上三年苦，然后再回自家的店里做小老板。对于没有吃过苦的人，是不可以把女儿嫁给他的。”

    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学校后，沈昌文曾按母亲的意愿，到上海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去当学徒，在那里受到了宁波商人讲诚信的优良传统熏陶。沈昌文说，老板用的全是同乡人，金银首饰店特别要防范财宝被卷走，而同乡人可靠，彼此知根知底。宁波商人的诚信有严密的行业组织与制度来保证，具体体现在同业公会和师徒制上。

    银楼老板是宁波镇海人，跟四明山三五支队的人有关系。他开的银楼，实际上是地下党的联络站。沈昌文说，每当新四军从苏北过来，他就为他们搭铺安排住宿。这些人看上去穿得破破烂烂，但解开大棉袄，身上缠满了一串串金戒指。他们叫老板把黄金卖掉，换成药品、通讯器材、机帆船等物品运往四明山……

    认识不少宁波乡贤

    沈昌文自述，虽然在北京工作生活了50多年，但受“京派”影响很少。为人处事，都是宁波、上海人那一套，即宁波人的务实精神与上海人的滑头作派。沈昌文的朋友黄集伟曾这样评价他：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

    沈昌文曾与包丹虹说了他认识的不少宁波乡贤，如於梨华、董鼎山、董乐山、施咸荣等人，也说到宁波改革开放之初他回来过一次，没住几天，也没找到小时候住过的三支巷。当时，他觉得如果有机会，还想回家乡看看，并说在北京业医的大女儿和在香港教书的小女儿都喜欢宁波，她们从小跟阿娘住，有可能带她们一起来。

    来自母亲的“宁波情结”与沈昌文相伴终身，作家毛尖在描述她对沈昌文的最初印象时也说，第一次见到沈昌文先生，是吃了一惊的，他看上去太不像知识分子了，不儒雅不清高，整个人暖乎乎兴冲冲，散发着宁波汤团似的热气。沈先生得知她是宁波人，就在饭桌上讲起宁波话了。

    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