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1日《东南商报》创刊。图为时任商报副总编辑徐子鸣（右一），时任宁波日报党委副书记张松茂（左一），时任商报总编辑姚志明（右二），到印刷厂检查报纸印刷质量。

    □姚志明

    我与徐子鸣相识相知，始于插队落户岁月。1975年，在江北区慈东公社山西大队支农时，我在五队应家，他在六队洪家，只一条几百米的机耕路之遥，中间隔着一座夹田桥。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岁月里，我曾与徐子鸣等知青，创办过一份油印知青小报，名曰《朝阳》。撰稿件、排版面、刻蜡纸……几个人全包了。想不到，我俩于此“发端”，最终都成了职业报人。

    支农时，徐子鸣还牵头组织过一个“文学小组”，切磋写作，交流想法，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进了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这，为他追逐理想之梦安上了飞翔的翅膀。从此我们书信不断，常互寄包裹。这些邮件里装的全部是书，他寄我《史记》之类，我则按他的书单，尽可能在宁波搜罗关于文学、电影方面的书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书籍是“紧俏商品”。为了他，也为自己，我常常去东门口新华书店排队买书、换书。他大学四年，我们通信无数，现存下几十封书信，这是我们友谊的物证，同时也记录了他的作家梦、编剧梦，用他的话来说，“曾热切追逐过”。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十分骨感。毕业后，徐子鸣当了中学教师，没能圆他的作家梦。1984年宁波日报招聘采编人员，几番考试，徐子鸣都名列前茅，但教育系统就是不放人。直到1988年，他才调到宁波日报社。

    徐子鸣是个勤快的人，腿勤、脑勤、笔勤。在宁波日报政文部当记者时，是报社出稿量最多者之一。后来，当了宁波侨乡报副主编、宁波日报周末部副主任、生活周刊部主任、东南商报副总编辑、宁波晚报副总编辑、宁波日报编委委员。当领导后，虽没有采编定额考核，但他仍笔耕不辍，时常可见评论、随笔、散文见诸报端。新媒体崛起后，他还玩起了博客，写了不少“博文”，令我自愧不如。

    徐子鸣是宁波晚报、东南商报的创办人之一。在这两报中，我与他同事长达十余年。他工作严谨，一个标题、一段文字，往往十分“挑剔”，常常为此“喉咙贼胖”地与记者争辩。尽管如此，记者编辑还是乐于与“徐老师”接触，因为他心地善良，又乐于助人。即使部下有采编上的失误，他也主动揽责，并经常为下属到我这里“说情”。有一次，按规定要扣有关人员的奖金，他坚持只扣他的，不能扣当事人的，并一二三地提出一大套理由，乃至唾沫横飞，让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工作之余，他也常与同事们推杯换盏，或来一首“好酒歌”，或来几句英语，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徐子鸣有好人缘，这是很难得的。

    徐子鸣有个好习惯——记日记。有时我径直去他办公室，他会赶紧合起本子，我就打趣道：写小说？写剧本？其实，他在记日记，把他的“思想火花”付诸文字。从1974年开始，一直到退休前的2016年冬，从不间断。徐子鸣说：“人较之于其他动物高明的一点，就在于有些想法、思绪，能用文字记载下来，我也不过以此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活着。”是的，作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没有自己的思想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思”与“想”的过程，与他的文学梦渐行渐远了。他善于思考，我曾请他做过大半年的理论编辑。我的这一“工作安排”，与他脑壳里的奇思妙想，是否合拍？理性之理论、形象之文学能相通吗？只有天知道。

    退“二线”后，徐子鸣空闲了许多。我常常踅进他的办公室，催他把几十本日记整理一下，汇编成册，给亲朋好友欣赏欣赏。经不住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终于在2016年冬，他拿给我厚厚一本《午夜手记》。读他的这些“随感杂想”，深感不乏真知灼见。

    徐子鸣还喜欢旅游，爱好摄影，寄情山水。退休后，他在《宁波晚报》开了一个专栏，从2017年2月至10月，断断续续发了28篇游记。其中《三临海螺沟》，还是我出的题目，因为我俩于那年8月间，还曾一起“自驾游”呢。我也到过不少地方，但就是写不出他那样文笔细腻、观察入微的游记。

    徐子鸣的业余爱好不多，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看书、买书、换书、谈书……他家的书，堆得满满一屋，至少有10000多册。摆不下，干脆仿照图书馆的办法，在房间中央也放书架，别具一格。正因为“多和杂”，所以才“理还乱”，他咧嘴一笑：“随其去吧！”

    40多年来，我和徐子鸣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在报社共事的岁月，也一如既往，他称我“阿姚”，我叫他“阿徐”。当然，有时也有争吵，乃至面红耳赤。孔子《论语·季氏篇》中说，“益者三友，友直（正直）、友谅（诚信）、友多闻（知识广博）”，他都担当得起。

    日前，徐子鸣竟因病医治无效，撒手人寰，惜哉痛哉！

    借用苏东坡的词句，今后“也无风雨也无晴，何妨吟啸且徐行”，愿老友一路走好！

    （作者系宁波晚报社原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