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妇人。约摄于1878-1880年间，出自杜德维相册。

卸载茶叶。（英）乔治·纽厄纳姆·赖特、托马斯·阿罗姆：《中国：系列图画中展现的那个古老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中的插图。

    田 力

    倪戈氏（Helen S. Coan Nevius），近代著名来华传教士倪维思（John L.Nevius）的夫人，时人称倪师母。1853年，夫妇二人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宁波传教，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40年的中国岁月。在华期间，除了协助夫君，她本人也积极从事文字工作和妇女儿童教育事业。清末涌现出一大批女性传教士译者，译介了诸多19世纪英美女性作家的儿童经典作品，颠覆了传统的童蒙教育，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有筚路蓝缕之功，而倪戈氏便是这批译者中的杰出代表。1859年，倪戈氏最早将英国儿童小说女作家莫蒂默（Favell L. Mortimer）所著幼儿宗教启蒙故事集Peep of Day（《将明篇》），翻译成宁波土白罗马字拼音本《路童指要》；1873年，又将Seppili the Swiss Boy（《瑞士男孩赛皮利》），译成官话版《孩童故事》，在当时的影响比较大。

    1869年，倪戈氏在美国纽约出版了一本题为《在华生活》（Our Life in China）的书，主要回顾了1854年至1864年间，夫妇二人在宁波、杭州、登州以及日本的生活和见闻。由于他们在宁波前后生活了约五六年的时间，所以书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关于此地。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倪戈氏对于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比如有关宁波女性，她写道：

    “中国人的衣着，各地之间差别不大，但还是有所区别。当地人一眼便可认出此人来自何方。总体来说，我觉得宁波女子的服饰，比北方的或者南方的，要秀气合身得多。宁波女子的发型，虽过于精细繁复，但比起其他地方女人僵硬的头饰却更有品位，与服装相得益彰。中国女人梳头的时间远远超过一般外国女子。女仆告诉我，她们通常要花足足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梳头，而闲暇之人梳头花两小时亦不罕见。对我们来说，这样是浪费时间，而于她们而言，却或许是一种消磨时光的愉快方式。

    家境不佳的女人都得帮忙做家务。她们烧饭、洗衣、缝补、照看孩子等等，通常都很忙，也十分勤劳。她们的时间，在每日单调的劳作中，飞快地流逝，即使不是非常愉快，但至少常常苦中作乐。

    至于有钱的女人，她们鄙视劳作，却又没有受过教育，因此得不到任何知识的乐趣。她们受习俗束缚，又不能参加多少社交活动。因此，她们的生活往往枯燥无味。当然，由于对外界一无所知，她们也就不觉得难以忍受。倘若她们知道世界上另外一些地方的女人处境不同，过着幸

    福的生活，那就另当别论了。

    中国有钱的女人经常玩机遇游戏。如果我所记不错的话，纸牌和骨牌有时是她们的最爱。虽然不是所有的女人，但有许多女人都学刺绣。在这方面，中国女人尤为擅长。从前，有地位的女人常接受音乐训练，能够弹琵琶或其他乐器。但现在，具有这种才艺的女人可谓是凤毛麟角。我所见到的中国女人，几乎没有一个对乐器有所了解。

    中国女人生性喜欢八卦。她们会一连数小时谈论家务、婚姻，自己女婿和朋友女婿的各自性格和行为，婆婆的仁慈或者专制，某个熟人妻子的三寸金莲，某个亲戚的孝顺，某个神灵的无边法力，在某个寺庙烧香拜佛的好处。由于中国人特别迷信，鬼怪及各种神秘现象成了取之不尽的八卦话题。此外，还有类似的风水或运气主题，这些也丰富了聊天的话题。所以，‘女人的舌头’在中国百无禁忌，永远不会缺乏主题。”

    缠足是中国旧时代的一种陋习，西方传教士基本上都是持批评的态度，将缠足视为中国落后的象征。但是美国传教士们在宁波开办的女校中，竟然容忍女生缠足。曾在女校任教的倪戈氏对此进行了解释：

    “美国有许多人也许会感到奇怪，我们为什么会允许女学生继续缠足这种可憎的陋习？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基督徒会自愿停止缠足。但只有等到她们原意那么做。我们的差会认为，把缠足看做是‘心灵的选择’或者有关戒律并不明智。在宁波，几乎所有家境好的女子都缠足，大脚女人则与放荡堕落的女人同义。在我们传教士家里，在不同的学校里，总有几个从未缠足的女孩，她们为此所受到的屈辱几乎让人难以忍受。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来返教堂，总有人对她们评头论足，言语侮辱。让她们在街头抛头露面，几乎成为一种残忍的事情。此外，不缠足的女子大多不会嫁得体面，因此遭受家人的白眼。甚至在我们学校受过教育的青年，也都想找一位小脚妻子。不过，我认为，这方面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我希望，不久的将来，他们的品味会更为正确。

    在校的女生中，有几位对自己脚的尺寸感到惭愧。她们长大后，回到朋友当中，会在足底中部绑上一个假脚，这样便可以穿小鞋了。本来用以遮掩脚踝的裤子饰边，长及鞋面，刚好掩盖了真正的鞋跟。若精心设计，便可以假乱真。然后，按照中国人的观念，这样的脚依然丑陋。我认为，这样穿鞋一定极其不舒服，但‘追随时尚'似乎是全世界女性共同遵循的信条。”

    倪戈氏并不适应宁波的气候环境，一度生病。所以有时也会去“空气清新、赏心悦目的地方”旅行，比如宁波郊外的山上，那里种植着大片的茶树，倪戈氏经常去看采茶。1864年春，她还与倪维思去参观了一家专门做外销茶的大型制茶场。倪戈氏描述了制茶过程，并且明确指出红茶和绿茶都属于同一种茶：

    “我们在这个制茶场看到八到十个大炉灶，每个都安了12个以上的深口铁锅，附加从地下加热的装置。仔细分级，晾干了的鲜叶下锅，用慢火烘焙，一个男子站在锅边，用手掌轻轻地翻炒。制茶场的人对我们有问必答，给了很多有关这个话题的信息。对此，我发现，许多人都兴趣盎然，尽管他们对大多数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事情都毫不关心。如果我在这方面懂得更多，我肯定会多说一点。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可以肯定，红茶和绿茶都出于同样的茶树，只是制作的

    方法和采摘的时节不同。本地人看重柔嫩的茶叶，而且毫无例外地不在茶水里加奶或者糖。不过这种喝法在西方不会有市场。那样的茶水无色，味道非常清淡。嫩茶在中国也很贵。中国人从来不煮茶，这种做法在这个国家很常见，他们用开水冲泡茶叶，等上几分钟才喝。一般都用杯子泡，也在杯子里喝。即把一小撮茶叶放进杯中，注入开水，盖上盖，‘泡’出滋味来。德庇时在他关于中国的书中写道：‘从红茶和绿茶产地来的样品，叶片有所不同。相比之下，绿茶的叶细，色淡，形长。不过除此之外，两种产品的最大不同在于制作的方法。中国人自己都承认，任何茶叶都可以制作成红茶或绿茶。绿茶烘焙的时间比红茶少，所以保留了较多的本色，但也因此怕潮和不耐久藏。如果泡开后对比可发现红茶的叶子是带梗摘的，而绿茶一般只掐下来叶片。所以红茶粗而多梗，好的绿茶则完全为叶肉，这也是为什么它更珍贵了。’在宁波的这个工场，我们还获知，为了改善绿茶的颜色，通常会添加一点外国染料成分，不过数量极其轻微，对人无害。我猜想，毫无疑问普鲁士蓝会被使用，而那可绝不是无害的，不过肯定用量极小。石膏，我想还有靛青，有时候也被用来给我们喜爱的饮料增色，如果不是增质的话。

    给茶叶染色的陋规被归咎于美国人。据说多年前，对外贸易主要还是在广州进行的时候，美国市场唯一需要的物品绿茶，当地却不能满足需要。美国船只可以停留的时间有限，但他们极其不愿意空船回家，而中国人也当然同样不想让他们空手而归。于是他们就想办法用普鲁士蓝和石膏，把旧的红茶制成各种绿茶。由于不控制数量，有时候就糟蹋了茶叶。近年来因为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对外通商了，对茶叶的需求红绿均衡，染茶的动机也就没那么强烈了。

    红茶，至少是有些品种，在制作过程中被男人的光脚踩踏过，到最后装箱的时候也会经过这道程序。德庇时说：‘茶制作好了以后，先放在筐里，然后由承销商装箱或装桶。红茶要用脚踩紧，不过这么野蛮的处理方式会把绿茶碾碎，一般就只能倒进箱子了事。’宁波茶行的伙计明确地告诉我们，制作红茶常常用到猪血。”

    宁波雪窦山的一系列瀑布也让倪戈氏觉得美不胜收。她认为首屈一指的是高约百米的“千丈岩瀑布”。而从某些角度来看，更为漂亮的则是“徐凫岩瀑布”，此瀑布水量不大，尚未落到下面岩石，就已变成轻盈的细丝。倪戈氏等人曾冒险下到谷底，从那里观看。她赞叹道：“景色极为迷人！瀑布、巉岩、古树、盘根错节的灌木丛，清澈的溪流在鹅卵石和岩石构成的河床上轻快滑过。这一切的景致，每每想起，心中就充满了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