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官员的花园。（英）乔治·纽厄纳姆·赖特、托马斯·阿罗姆：《中国：系列图画中展现的那个古老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中的插图。

天封塔，《两访中国茶乡》中的插图。

    田 力

    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 1812-1880），英国植物学家。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受伦敦园艺学会（London’s Horticulture Society，现在称皇家园艺协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派遣，来华从事植物采集。回国时，从中国带走了100多种西方没有的植物。1848年、1853年两次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潜入中国内陆茶乡，将优质茶树品种与种茶、制茶的技术，引入东印度公司在喜马拉雅山麓开设的茶园，从而结束了中国茶叶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福钧的做法实质上就是一种商业间谍行为，因此有人将其称为“茶叶大盗”。福钧根据他在华的传奇经历，撰写了一本题为《两访中国茶乡和喜马拉雅山麓的两座英国茶园》（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and the British Tea Plantations in the Himalaya）（下文简称《两访中国茶乡》）的游记。由于福钧将宁波和舟山作为其在华进行植物采集活动的核心区域和向内地考察的基地，所以书中有大量关于宁波的内容，包括地域景观、人文风俗、农业生产、植物、经济等等，对于十九世纪的地方社会，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观察文本。

    1843年秋天，福钧第一次访问宁波，他是这样介绍这座即将开埠的口岸：

    “宁波是一个大城市，坐落于舟山群岛西面的大陆上，中国的东海岸，居民大约有38万。宁波距海有12英里左右，两条河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大江，大货船和帆船可以在这条著名的江上航行。这两条河流，一条从西而来，另一条由南而至，在宁波会合。南来的河水上建有一座船桥，方便对岸郊区的人们过河。这座桥非常简单，但是建得极为巧妙。桥由许多大船相连而成，每条船都间隔一定的距离，用沉锚泊在固定位置；船与船之间铺设木板相连，这使得整座桥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随浪潮的涨跌而起伏。这种方式也给渔船和过往船只的通行在桥下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而不用担心潮位有多高——假若这桥在潮水面前能坚挺不催的话。但春天涨水的时候，急流从船与船之间的间隙冲过，有时恐怕还是很难通行的。

    宁波城防卫坚固，四周有长达5英里的高高的城墙和壁垒。城墙内到处都是房子，很多地方的房子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城内有两三条很好的街道，和我到过的其他中国城市相比，这几条街道确实都要更好一些、更宽一些。城内有座天风塔（应当是‘天封塔’——译者注），从塔内的楼梯爬到130英尺高的塔顶上，整个城市以及周边乡村的景色便可尽收眼底。‘天风’意思，就是天上吹来的风。这座塔显然年头很久了，就如同其他类似的塔一样，显出一派衰颓的景象。每次参观这个地方，庙里的和尚们都会陪在我们身边，拿出茶和糕点来招待我，希望以此换取一点小小的施舍。”

    当时英国驻宁波首任领事罗伯聃尚未就职，他直到1843年12月19日才抵达宁波。不过福钧还是遇到了一位旧相识，那就是美国来的传教医生玛高温（D.J.MacGowan, 1814-1893）。玛高温也刚到不久，此时已经在一所当地商人的住宅里，开设了宁波城内最早的西式医院。福钧将玛高温这位日后的“中国通”描写得极为有趣：

    “我第一次去宁波的时候，英国领事罗伯聃先生还没有到任，我对于去哪些地方，到哪儿住，完全没有头绪。我把船和仆人留在江边，自己则溜达进这个城市，做些侦察工作，想着也许事情会因此而有些转机。很快，不少当地人就围拢在我身边，其中有一些无赖青年，他们在战争期间被英国军队带坏得不成样子，但也幸运地因此能懂一点点英语，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他们告诉我，有一个‘红毛精’（红头发的人）——中国人用来称呼所有西方人的一个词汇——已在城里，而且马上就把我带到他的住处。到了那儿，我才惊讶地发现此人竟然是我的一个旧相识，一位美国传教医生。医生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中国人一样，留着辫发什么的，但我不得不说，他的穿着实在是滑稽可笑。

    此后，随着我对中国服饰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想到这位医生可能在中国人眼中留下的印象，就不禁哑然失笑。他的长袍太过精美，比中国官员穿得还要高级。而他的帽子却只是仆人甚至是苦力们常戴的那种。如果我们的英国读者想知道医生的这种装束有多么奇特，那就试想一下，一个伦敦的法官穿着他那精美的黑色罩袍，戴的却是清洁工的帽子。这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啊？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天黑之后，我们出门来到大街上看赛神会。我很快发现，穿着中式服装的医生，远比身着英国服饰的我更加引人注目。中国人见到他的这幅滑稽扮相不知道有多开心！我在医生朋友家里找了一间房住了下来。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国人来找他看病，尽管他不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却是一位在医务传教事业上最热心的人。”

    或许是因为考虑到揭人之短不太好，福钧在书中并没有对玛高温医生指名道姓。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数年之后，为潜入中国的茶叶原产地，福钧剃去额前的头发，戴上收来的长辫子，也乔装成中国人的模样，不知他彼时心中作何感想，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扮相滑稽可笑？

    福钧来到宁波后不久天气转冷，他发现中国人与欧洲人的保暖方式不一样：

    “12月和1月份的时候，池塘、运河里都结着厚厚的冰。此时，城里最有人气的商店是各种各样的成衣店。在这些店里，所有的外套都衬着各式各样的毛皮里子，有不少还是很名贵的那种皮毛。就连那些最穷的中国人，通常也要穿上一件内衬羊皮的厚夹衣或者大衣，又或是棉衣用以御寒。他们很难想象，欧洲人怎么可以穿得那么单薄地走来走去。天冷的时候，我一般都要在衣服外面再加一件粗笨的大衣，即便是那样，中国人还是要来摸摸我衣服的厚薄，然后告诉我，我肯定会觉得冷。他们保暖过冬的方式与我们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很少——或者说从来不会想到应该在屋里面生火取暖。随着严寒加剧，他们就再穿上一两件外套，直到感觉身体所保存的热量比散失的热量多为止。等到潮湿阴冷的早晨过去，温暖的中午到来，他们就一件件脱去外套；到了傍晚，再把脱下的衣服一件件穿上。”

    福钧在暂居宁波城期间，常常走街串巷，了解这里的风俗人情。他认为宁波是一个富庶之地，虽然在对外贸易方面英国商人更看重上海，但这里的客观条件也很不错：

    “宁波有些较大的钱庄，这些钱庄与北方的城镇都有联系。钱庄负责调节货币的币值，以此来操纵物价的升降，这和英国的银行所起的作用相同。毫无疑问，宁波是富庶之地，城内和郊外都居住着许多退休的商人，他们早年间赚了很多钱，现在则想在宁波享受奢华、休闲的生活。但是很不幸，这种氛围却不利于活跃本地的对外贸易。尽管宁波很大，富饶，而且人口众多，但我们的商人还是认为，更靠北一点的港口——上海，无论是作为欧洲和美国货物的销售地，或是作为中国主要产品茶和丝绸的采购地，在这两方面都比宁波更加重要。然而，由于宁波本身就是一座大城，周边人口密集，兼有便利的水运联通帝国各地，所以宁波的对外贸易也可以发展得很大。”

    福钧被称为“植物猎人”，此次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采集中国植物资源，所以他每到一地总是要寻访当地的特色花木。在宁波也不例外，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考察中国官员们的花园”，不过最初并不顺利。因为在鸦片战争中，宁波曾饱受战火蹂躏，且被英军占领过，所以当地人有抵触情绪。但福钧最终还是克服困难，参观了几位官员的花园和花圃。官员们对他也很客气，送了一些小园艺作为礼物。福钧对此颇为欣喜，他写道：“这些园艺植物对我来说很有价值，不仅因为它们代表了主人的心意，在我得到的这些植物或者切枝当中，有一部分属于稀见品种，只有富人的花园中才能见到，市场上是买不到的。”

    他还发现花园里种植的都是精心挑选的各种中国园艺树木，绝大部分是一些经过矮化的品种，福钧称赞道：

    “这些矮化树，有很多都非常奇特，显示出中国人的耐心与聪明才智。有些品种只有几英寸高，但看起来却充满岁月的沧桑感。除了这些袖珍的老树外，还有不少树木被培植成中国常见的塔型，或者是拗造成各种动物的形状，最受欢迎的造型是鹿。拗造型通常选用杜松，因为这种树木容易弯曲成想要的样子。鹿的眼睛和舌头则是后来添加的，整体造型极为逼真。”

    其实福钧所说的“矮化树”就是盆景。宁波的盆景种植历史悠久，明代鄞县人屠隆在《考槃馀事》中写道:“盆景以几案可置者为佳，其次则列之庭榭中物也。”这也是“盆景”一词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