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钟”原是宁波天宁寺1839年铸的梵钟。大英博物馆图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拍摄的宁波天宁寺。宁波市档案馆图

    2021年农历除夕夜，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作为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流失文物，亮相央视春晚，被网友赞为当之无愧的“春晚C位”。可能很少有人知道：180年前的鸦片战争期间，宁波也曾流失过一件国宝，它被19世纪的海外学者命名为“宁波钟”。2019年底起，现就读于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的宁波学子邹赜韬翻阅大量外文文献，通过对海量史料的梳理，厘清了“宁波钟”的海外飘零历史。

    最近，邹赜韬将“宁波钟”的故事写成文章，发表于“澎湃新闻”古代艺术栏目，并被《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等平台转载，文中诸多首次披露的史实引发宁波文史界热议。记者采访了邹赜韬，详细了解了“宁波钟”整整180年的漂泊史。

    记者 朱立奇

    “宁波钟”是怎么流落到海外的？

    “宁波钟”原是宁波府城西天宁寺的梵钟，清道光十九年（1839）铸。天宁寺始建于唐太中五年（851），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名天宁禅寺，民国初年改称天宁寺。2006年天宁寺塔（咸通塔）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虽然天宁寺钟楼已荡然无存，历史上该寺钟声却是宁波城市一道靓丽的“声景”。1941年，文史学家杨荫深发表于《上海宁波公报》的游记中提到：“天宁寺在宁波也是著名的古刹，这里面有一钟楼，兀然矗立，每天可以听闻它洪亮的钟声。”

    邹赜韬告诉记者，1841年10月13日侵华英军占领宁波府城后，随即展开搜刮，到处抢夺所谓“战利品”，就这样闯进了天宁寺。据考证，英军所掠天宁寺文物有六件，包括四口梵钟与一对花觚。1843年底至1844年初，天宁寺“宁波钟”与花觚曾被一同送进英国皇宫白金汉宫的图书馆。那段岁月里，“宁波钟”被架在木板上陈列于房间中央，花觚则被放在地图架旁。

    究竟是谁抢走了“宁波钟”？关于这个问题，邹赜韬遗憾地表示，限于史料暂时无从得知。但依据一封1843年的信函，基本可确定1841年劫走“宁波钟”的人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武装蒸汽船“皇后”号船长沃登有直接联系，很可能正是沃登带领下属打劫了“宁波钟”。

    在英军撤离时将“宁波钟”带走的，是英国皇家海军运输船“马立安”号。1842年5月26日，印度杂志《印度之友》报道称“来自宁波的大钟已由‘马立安’号运至加尔各答附近的基德波军港”，其他三口天宁寺钟也被同批装船运出。

    运抵加尔各答后，“宁波钟”被短暂展出，随后又被送往印度其他城市巡展。在马德拉斯（今名金奈），“宁波钟”被当局作为“战争纪念物”向公众展出。《守夜人》杂志获知后，竟叫嚣“一座中国战争的奖杯落在了马德拉斯”。

    更令人愤慨的是，殖民当局竟然肆无忌惮地将其余三口天宁寺钟丢进了熔炉！1843年4月27日，《印度之友》放出令人悲恸的消息：除沃登船长本计划献给教堂的“宁波钟”外，其余三口天宁寺钟已被熔铸成金、银条块。该报道还透露，三口惨遭殖民者熔化的天宁寺钟包含279千克白银和68千克黄金！

    熔炼后这些白银和黄金价值几何？邹赜韬告诉记者，经粗略计算，仅黄金一项就为侵略者带来了惊人财富：参照1821年起英国施行的金本位制，三口天宁寺钟熔出的黄金足够“横生”9714英镑巨款，相当于1840年整个英帝国年度财政收入的万分之一。

    以“宁波钟”为基础开启大英博物馆中国馆

    在印度逗留约一年后，“宁波钟”最终来到英国。在这里，它被侵略者由赃物变换成为文物。

    邹赜韬告诉记者，据伦敦《标准报》新闻，1843年11月3日，“一只大而美观的钟与一对铜制花瓶被送入白金汉宫”，那口“大而美观的钟”正是“宁波钟”。

    在当时英国统治者眼中，来自中国的“宁波钟”兼有鸦片战争“战利品”与东方艺术珍品的双重身份，因此很快成为白金汉宫所藏各国古物中尤为抢眼的“新宠”。1843年11月5日，维多利亚女王与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在白金汉宫举办了一场宴会。宴后，阿尔伯特领着一干宾客至宫内图书馆参观。11月6日，受邀参观的《泰晤士报》撰稿人赞叹道：“（这是）一座巨大的中国钟，表面装饰着人像，雕满了铭文。”

    1844年初，“宁波钟”以交由考古学家塞缪尔·伯奇研究为名，被移交给大英博物馆。当年3月9日正式入藏大英博物馆，藏品注册编号为“1844,0309.1”。

    1845年10月，大英博物馆西侧翼楼落成开馆，“宁波钟”被公开展出。馆方配写的展品解说是“中国钟，来自宁波附近佛寺，由女王陛下赐赠，1844年”。

    讲到这里，邹赜韬向记者展示了1846年1月17日的《伦敦新闻画报》，其中提到：“宁波钟”被“安放在大英博物馆新开展厅——更为人熟知的叫法是‘中国馆’内，那里因一口中国大钟陈列在房间中央而得名。”

    “‘中国馆’是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的著名单元，也是这座博物馆内为数不多的几间国别馆之一。‘宁波钟’开启大英博物馆中国馆，是它漂泊经历里一段极为重要的传奇。”邹赜韬表示。

    国际汉学界对“宁波钟”非常重视

    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也曾发出呼吁，建言把“宁波钟”还给宁波。邹赜韬告诉记者，1842年6月6日，一位化名菲列斯托的孟买绅士向《印度之友》寄去长信，呼吁该杂志敦促殖民当局“务必妥善保管这只大钟”。随后，菲列斯托又痛斥侵略者暴行，言辞激昂地连带批判了鸦片战争的虚伪与罪恶。他认为劫掠“宁波钟”犹如“野蛮人”行径一般，鸦片战争有违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自我陶醉的形象。

    《印度之友》在1842年6月30日全文刊登此信，还特意配发了社论，就“宁波钟”问题给出了模棱两可的意见。“或许因为这份杂志在19世纪的印度影响力巨大，‘宁波钟’后来的去向很可能受相关报道影响。”邹赜韬分析道。

    “宁波钟”陈列于白金汉宫和大英博物馆之际，一股研究“宁波钟”的汉学热潮也随之兴起。邹赜韬推测，1843年11月“宁波钟”运抵白金汉宫后，英王室可能当即延请汉学家对它进行了初步研究。“1844年1月20日《伦敦新闻画报》对‘宁波钟’有细致入微的准确描述，这便是证据。”

    1844年4月，孟加拉亚洲学会博物学家莱德利将早先拓印的“宁波钟”铭文提交给管理层会议，主张由学会出面，将“宁波钟”相关材料寄送给意大利裔法国汉学家、巴黎外方传教会驻澳门传教士约瑟夫-马略·加略利，或德籍“中国通”、路德会传教士郭实猎审阅，由他们确定“宁波钟”的“铭文上是否有什么重要信息”。结果“有缘千里来相会”，正在印度休婚假的驻宁波医疗传教士、华美医院奠基者玛高温得知此事，提供了对“宁波钟”部分中文铭文的翻译。

    “在文化史层面上看，‘宁波钟’也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符号。”邹赜韬谈到，“国际汉学界因‘宁波钟’走近中国佛钟艺术，在其间‘看见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