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彦凝

    步入南货店的大门，品味众生百态便成为日常。张忌的《南货店》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南方小镇的人情世故融入人来人往的南货店中，将社会变革的印记烙于故事中每个人的变化之上。

    《南货店》的故事从秋林被分配到长亭南货店、遇到三位“老南货”开始写起，一直写到秋林独当一面、成为店长、当文书、升主任……张忌说：“写《南货店》算是见众生。”南货各有各的滋味，人也各有各的活法。马师傅、齐师傅、吴师傅以及卫国、杜梅、许主任……秋林身边的人们忙于生活，也忙于自家难念的经。塑造一群人物并不容易，因为他们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纸页上将这种复杂而又多变的关系呈现出来并非易事。可张忌却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构建了这复杂的人际网络——他只是写真实的世界，让读者自己从真实的世界中得到信息。作者并没有扮演操纵者的角色，而更像一个创造者，他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说话、自己行动，在创造出一个人物后便由着他根据自身的个性特点自由生长。小说主人公秋林就是最好的例子。

    作为南货店里的新人，秋林被赋予温润的心性与善良的品质，以及独属于年轻人的稚嫩与好奇。一路走来，秋林总在揣摩他人的心性，也在揣摩自己的变化。张忌在塑造秋林这个人物时，隐约带着一丝父亲般的担忧。秋林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令人放心的“后生”——刚来到南货店时，他谨小慎微、处处看师傅的脸色，有时迷茫、有时不知所措；第一次查账时便遇上莫名的亏损，与此事毫无关联的秋林愣是焦虑得“几乎要将一床草席搅成末子”；遇到高中喜欢过的春华时，他感到自卑，不敢表露心意，却又在心里暗自神伤；调到黄埠当文书时，上司的一句话便让他惴惴不安许久；在当了小官儿后，他也无法抛却人情世故拒绝马师傅、齐师傅的请求。但秋林并不是一个死板的年轻人，懂得一些为人处世的技巧，再加之他能向周围的能人学习，因此，一直到故事的结尾，秋林也未让读者失望。秋林没有变得如同许主任、童小军一般，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便是张忌所说的“原则性”。作家弋舟问张忌，如果给《南货店》写续篇，他是否会将秋林写成另外一种人，张忌回答：“我觉得再不堪的人，也有他们的底线，这个底线他们是不能破的，也是我不能破的。所以，如果哪一天我要继续把这个故事写下去，别的东西都会变，但这一点，肯定不会变。”可以说，作者所注重的“底线”也是读者所注重的，这条“底线”正如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不能逾越。由此，读者才能在书的末尾长吁一口气说：“还好，秋林还是那个秋林。”

    在作品里，张忌对“旧”表达出了一种特殊的情愫。南货店本身便是“旧”的化身。桶装的老酒，罐装的饼干，用斧头包包好的红枣，莫不是旧时生活中的日常。作者在书中经常提到食物的味道：酥脆的饼干、吃起来“交关好”的笋茄、喷香的红枣、银耳，这些东西在今天说不上珍贵，却是旧时南货店里的宝贝。除了写这些陈列在南货店里的货物，作者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他们对于过往日子的怀念——卫国在云芝离开自己后，报复性地穿上了时兴的喇叭裤，烫卷了头发，却回想起自己穿黄军装的样子；春华在多年后见到秋林时，说着现在，却念着过去日子的好。这都体现着一种对于“旧”的怀念。张忌谈到这点时也说：“旧的东西会有一层特别温暖柔和的色调，让人会变得特别安心。”作者本身是一个念旧的人，因此他的作品中也笼罩着一层暖色调，尤其是当作品中的人们回忆过去时，这种令人感到舒服的暖色调便会变得尤为明显，成为作品中人物所向往和追求的一丝光亮。

    小说在叙事时夹带着南方方言词汇。对一个来自北方的读者来说，这些方言词汇一开始的确有些难解，甚至也对阅读造成过一定困扰。好在，大多数读者没把这些困扰当成一回事儿，就像作者也并不过于在意地域的差异性——因为在人情与人际层面，南北方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人们可以互相理解。或者说，人们交谈时的情绪和语调，以及所要表达的情感才是最重要、最能在读者心中产生共鸣的。

    谈到“南货店”这个书名时，张忌说道：“这个小说本身就像一个南货店，像货架一样存列着各种人物。而且，这是一个写南方的小说，南货店又是一个特别具有南方属性的名字，所以到最后，我还是用了这个题目。”张忌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南方小城式的人物关系，就如同南货店里有着精致的甜点与银耳、来自海边的鱼干，也有掺水的老酒和发潮的饼干一样——人与人的关系能够像粗纸包好的红枣一般精美，也可以像掺水的老酒和受潮的饼干一样虚伪。

    “南货店”不仅是小说所描述的大千世界的起源处，更是旧时旧人旧物的承载体。小说并非为了追求什么，而是让读者在回味时突然觉察到“真情”的光芒。但，正如张忌所说，“所谓的终点也未必就是终点”，记忆里的南货店已经被时间碾压淡去，而众生却仍活得千姿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