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60年代从天封塔朝北看的宁波市貌。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掌握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中央领导同志分赴全国各地开展调查，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视察宁波。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尽管报纸上广播里“喜讯如潮”，但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负面情况还是陆续反映到中央。遵照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破暮气，走出办公室”“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的建议，刘少奇在1958年2月至11月间多次外出视察。11月3日，刘少奇从杭州乘火车前往宁波。途中，他与宁波地委负责人谈起浙江农村政策和群众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当时，全国的农业生产已呈现浮夸虚假之风。当听到宁波的粮食亩产量高达1000多公斤时，刘少奇指出：“我们搞建设，要把经济搞上去，头脑要放清醒些，要讲实事求是，大哄大放地搞是不行的。”抵宁波后，他登上海军“洛阳”舰前往舟山群岛，听取舟嵊要塞司令部政委、东海舰队司令员的汇报。晚上，听取宁波市委负责人的汇报。11月4日上午，登舟山岛观看地形并下坑道与战士交谈。

    下午，回到宁波。晚上，刘少奇同宁波地区各县的负责人座谈，并在谈到城市建设规模时指出：城市到底需要多大，要按工业布局来定。基本问题是工业布局要合理，符合经济规律，根据运输线长短和资源情况来定人口多少。在谈到家庭问题时指出：“消灭家庭是很远将来的事，现在不要去宣传消灭家庭，还是恩格斯的那句话：这要取决于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人。”

    11月5日，刘少奇同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及宁波地委负责人谈话，指出浙江工作中一些不够谨慎的苗头。他说：不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过分严重，要反对把富裕农民、小商小贩、知识分子推到敌人一边去的倾向。要大力发展生产，使群众有足够的肉、蛋、油、糖吃，而且要办好公共福利事业。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不要滥用，马克思、列宁说的共产主义是高标准的。是日，刘少奇赴杭，在火车上继续同林乎加谈话，指出：虚报浮夸当然不好，有些地方一下摸不准确是难免的，但是故意假报就不好，现在许多地方的产量都要打折扣。报纸登的不符合实际，不能全怪报纸，是你们地委县委自己报的，地委县委书记签过字的。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对于这种作风要批评。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经济的工具是统计数字，如果统计不可靠，计划也就不可靠了。要反对说假话，要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要踏实一点。

    刘少奇视察宁波时的多次谈话，强化了宁波干部群众对“大跃进”中一些弊端的认识，使宁波的干部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宁波抵制和克服了“大跃进”中各种弊端的影响。

    1960年3月9日，毛泽东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后离开广州，乘专列驶经湖南衡阳、株洲，经江西，转程到浙江金华、宁波、杭州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途经杭州时，毛泽东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一起，召集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省（市）委第一书记，调查杭甬铁路沿线农村的情况，在专列上召开会议，先后讨论了“四化”、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农村人民公社中“一平二调”、农业及粮食问题、工业及煤和铁、小“土铁路”小“洋铁路”、工业交通财贸文教系统支援农业以及教育问题等。沿途召开华东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发展问题。

    3月15日，列车向宁波方向行进。途经时属宁波专区的绍兴县时，与会的书记们下车参观考察了绍兴东湖农场的春花作物，具体研究绿肥生产等问题，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傍晚，列车抵达庄桥。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召集地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阎世印、市委书记处书记葛仲昌等地、市委领导登上专列，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要了解宁波农业情况并实地考察大小麦、油菜和绿肥生产情况的指示。为此，地、市委领导安排镇海骆驼桥附近靠近公路的一个生产队，迎候毛泽东来视察。但由于天气变化等原因，后来取消了这一行程。

    3月16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要看看宁波市容。当天下午6时左右，毛泽东在铁路宁波站下了专列，亲切接见地、市委部分领导和驻军代表。随后，在阎世印等陪同下，乘汽车经共青路过陆殿桥，往镇明路转中山路到东门口，向南从江厦街至灵桥西，再回灵桥路、长春路返回火车南站。在车上，毛泽东询问了宁波城市的规模、人口数量、群众生活和社会治安等情况，陪同人员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不断点头微笑。当行驶至江厦街奉化江边，看到横跨江上的钢架桥时，毛泽东问道：这叫什么桥？陪同人员回答：叫灵桥。毛泽东颔首笑吟：灵桥，灵桥。当时正值雨后初晴，马路整洁，街巷平静。毛泽东透过窗向外眺望，不时露出慈祥满意的笑容。

    当晚，专列驶离宁波。毛泽东莅临宁波视察市容，时间虽然短暂，但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给陪同的地委、市委领导和参加警卫的公安干警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时任省公安厅厅长、警卫毛泽东视察宁波的王芳，后来在《王芳回忆录》中写道：“我陪毛泽东主席视察宁波市容后，毛主席说：‘宁波是个英雄的城市。总算到了五口通商的地方了。’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的宁波之行倡导了调查研究之风。宁波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 在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掀起两次调查研究热潮。第一次是在1960年冬到1961年初，围绕学习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展开。第二次是从1961年4月开始，围绕学习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比前一次更加广泛地展开。调查研究对于纠正宁波农村工作中“左”的行为，解决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理太多太死、民主决策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