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人居住的干栏式建筑复原图。

漆碗

    即使你从未到过宁波余姚，但在你脑海深处，一定有着她的身影，因为她是我们孩提时代的“旧识”——教科书上的“余姚、河姆渡”字样，让我们对我们的先人有着很多遐想。

    得知河姆渡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消息，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姚小强很“淡定”。“我觉得入选是正常的。”他说。

    他还提醒记者，在2001年，河姆渡遗址就曾入选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一定会有河姆渡的名字，这一页，无论如何绕不开去。”

    一次令人震惊的发现

    河姆渡遗址，位于宁波余姚河姆渡村北面。它的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已初露端倪。只是当时人们对浙江境内的原始文化所知甚少，文化部门也不易及时得到有关信息。经过加工的大型木构件，在一次水利工程中被挖出来后，当地农民群众除了据此演绎出近似神话的故事外，也无人用心思考。

    河姆渡真正被“发现”是在1973年。当年春夏之交，属地“罗江公社”为提高排涝能力，决定扩建排涝站。随着大量黑陶片、骨器、动物骨骼及少量石器随着泥土一同被“翻”上来，担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罗春华脑海里忽然跳出跟“历史、文物”有关的词汇，他一面和工地负责人商量，请大家停止下挖，一面给当时的县文化馆打电话。

    巧的是，当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士伦正在余姚附近工作，得知消息，立即赶赴现场采集标本。当王士伦把粗粗采集的“标本”放在同事们面前时，所有人都震惊了。

    一场意义重大的发掘

    考虑到排涝站工程的紧迫性，合署办公的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省博物馆领导当机立断，由汪济英、劳伯敏、傅传仁、魏丰四人临时组建“草台班子”，先期前往处理。随后支援的还有牟永抗和梅福根。余姚县文化馆也派了文物干部配合工作。20世纪70年代，一次震惊全国的考古发现，就这样在跌跌撞撞、懵懵懂懂中起步了。

    先期抵达的“小分队”，主要任务是抢救已出土的文物，同时为下一步的发掘提出建议。时值6月初，汪济英等人头顶骄阳，脚踩烂泥，时而弯腰剔土，时而测量记录。好在一件接一件出土的文物，频传的捷报让他们兴奋得把溽暑和酸痛都忘了。

    经过几个昼夜的苦战，“小分队”发现了100多件陶片、石器、木器和兽牙饰品，还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

    试掘工作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其中一位是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他是研究世界古代史的知名学者，对国内外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特征非常了解，他提出“不同质地和器形的陶器，在层位上应当是有区别的”。这一见解启发了考古工作者，在后续的挖掘中被视为重点。经过反复推敲加上一定程度的好“运气”，汪济英等人在3号探沟的试掘中，感知到了上下文化层出土遗物的不同，特别是下层出土文物的特殊性，这对于后续河姆渡遗址的断代意义重大。

    一个全新的文化类型

    一个月左右的试掘工作，如一次投石问路，揭开了河姆渡遗址的一角，正式发掘工作从1973年11月展开。

    考古人精心选择这一时间段，是因为此时干燥少雨，又是冬季农闲时间。一期工程从11月4日开工，到1974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8天。

    考古人发现，某种程度上说，是姚江“保护”了河姆渡遗址——属于遗址的精华部分，第三、四文化层特别是第四层，长期被河水浸泡充隙，遗迹、遗物与空气隔绝，处于稳定的“被保护”状态。

    但同时，相对而言的“高水位”，给考古环境带来挑战。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期、第二期发掘参与者吴玉贤回忆，这次发掘工作就像“水中作业”，发掘现场常常“水漫金山，泥泞不堪”。考古队克服了种种困难，在相对“原始”的环境中完成了这一次的发掘。

    与当时的其他史前遗址文物对比，考古人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别于过去发现的任何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聚落，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文化类型。在各种出土证据提交，以及考古界前辈的反复推敲核定下，1976年，“河姆渡文化”被正式命名。据C14测年，河姆渡文化断代为距今7000年，这成为后来公认的年代。

    一种仍旧盛行的建筑

    从现在来看，河姆渡遗址在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当属大批量人工栽培水稻遗物的出土。

    据吴玉贤回忆：“当发掘到第四层时，发现一小层一小层像夹心饼干似的夹层，总厚度四五十厘米。”

    考古人像揭纸巾一样将小夹层轻轻揭起，奇迹出现了，“它们原来是稻叶、稻谷、谷壳、焦谷、稻杆等水稻的遗物。在刚刚揭开的瞬间，稻叶呈绿色，叶脉清晰，甚至连稻谷上的绒毛也依稀可辨。”“这里简直就是个地下谷仓，数量之多、堆积之厚、保持之好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吴玉贤《遥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

    当时的浙江农业大学农史专家游修龄对这些出土水稻进行了细致研究，排除了野生稻的可能性，得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属于“栽培稻”的结论。从此，“河姆渡遗址出土我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中国是水稻的发源地”载入教科书。虽然这一论定后来也被新的考古发现“刷新”，但是河姆渡出土“黄金水稻”的故事早已深深嵌入一代人的记忆中。

    原始农业促进了原始村落的形成。河姆渡人居住的干栏式房屋，至今仍盛行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东南亚及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令人惊叹的是，7000年前河姆渡人的木构建筑，已经熟练使用了榫卯技术，这是建筑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和发明。

    一处久远的灿烂文化

    伴随河姆渡遗址一期考古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产生重大影响，1977年10月8日至1978年1月28日，河姆渡遗址二期考古在余姚展开。二期考古的实际发掘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是一期考古发掘面积的三倍，200多人参与，现场如一个相当规模的基建工地。

    据二期考古参与者姚仲源回忆，河姆渡遗址二期考古的收获不再局限于学术方面，同时也实实在在地锤炼和培养了一批文博干部、学员。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些回到农村，成为了当地的业余文保员；有些进了文博单位，成为业务骨干，而参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经历则成为他们人生中不可复制的经历和回忆。

    在出土遗物方面，除了发现水稻——与农业生产相适应外，考古人还发现河姆渡时期已有畜牧业和手工业——河姆渡人开始饲养猪、狗等家畜，制陶技术也达到了一定水平。陶纺轮和骨针的发现，说明河姆渡时期已出现了原始的纺织工艺。河姆渡第三文化层还发现了木质漆碗，这是我国发现的较早时代的著名漆器。

    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许多具有较高水平的原始艺术品，雕刻在陶器、骨器、木器和象牙上的动植物纹饰和图案，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这说明，我们的先人当时已经在河姆渡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一个“一鸣惊人”的结论

    在1976年第8期的《文物》、1978年第1期《考古学报》上，浙江考古人“理直气壮”地提出：“我们的祖先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同时也在长江流域”“共同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等观点，后来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影片《河姆渡遗址》解说词中也明确提出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的观点，河姆渡文化“一鸣惊人”。

    河姆渡遗址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是公认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被写进历史教科书。

    为更好地展示陈列河姆渡文化，1991年12月1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开土动工，1993年5月12日落成开放。浙江省博物馆的杨柏祥为博物馆设计了标志物——三块巨石，两块基石上架着一块横向的刻着“双鸟朝阳”图案的巨石，这一标识高耸于河姆渡渡口，至今成为河姆渡遗址最鲜明的标识。

    记者 顾嘉懿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参考书目：

    《河姆渡遗址——四十年发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