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奔跑，被山野的风撵着，黑夜巨大的手掌随时都会从背后突然袭来，终于累得跑不动了，只好手脚并用地爬，面前的坡又陡又长，没有尽头……无数次从这样的梦中惊醒，醒来双腿还是酸软的。

    望城岗这道坡实在太陡了，它把乡村与县城彻底隔断。我们的中学就坐落在岗头上，过岗便是热闹的县城，我家则在岗北面的白石山脚下的鱼塘角，与学校相隔六里地，中间连着这道坡。

    每一次上学都是一次爬坡。一过土地庙，远远就能望见教室一片灯火通明，在漆黑的田畈包围中特别显眼。学生伢从四面八方村庄角落里冒出来，拎着腌菜瓶一路狂奔，奔向那至高处的光明。我也在其中。这奔跑是一种规律，因为住校，学校规定只能在星期三下午最后一节课回家，目的是取下半星期的腌菜，除了因为留得住，家里也只有腌菜可带。星期天下午再带同样的腌菜返校，两瓶腌菜下饭要管到星期三。这样一来，我们都习惯了这一周两次的奔跑。然而时间总是不够，晚自习往往迟到。只好拼了命地跑，捂着肚子跑，下雨天赤脚拎着鞋跑。老远望见晚自习的灯次第亮了起来，心里只剩了急，脚却像灌了铅，全怨这三里长的坡，看着短，爬着长。近了近了，能望见教室里攒动的黑脑袋，一颗一颗地在灯影里晃。终于吃力地爬上了坡顶，缓过一口气，一身衣裳早汗透了。

    至今还在疑惑，是怎样的一种力量，支撑了当年腌菜伴读的苦日子？可当时一点也没觉得苦啊，或许因为大家都那样吧，所有的学生伢都吃腌菜，都那样跑，所有的家长都拿孩子读书不当正事，地里的庄稼才是要紧的，哪有闲工夫顾得上给孩子送菜？让他们跑去，跑跑又不是什么坏事情。粮食贱价、粮站打白条的年头，能供孩子上学就不错了。我好几个同伴因此被扯回了家，早早充当了劳力，或办了年满十六的假身份证上广东打工。无疑我是幸运的，

    还能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还能一周规律地折腾那么两个来回。

    渗着血汗的粮食变不了钱，可庄稼人的生活还得从土里抠，父母的辛苦可想而知。父亲种的几亩藕长势很好，一进入冬天，父亲就扑进藕池里，光着膀子一锹一锹地铲淤泥。白嫩的藕在泥里埋得很深，为避免铁锹伤了藕，卖不到好价钱，父亲就伸手到泥里刨，脸贴向泥面，大半个身子都陷进了泥水里，他总要刨到天黑透了才回家。母亲洗那些藕也要洗到大半夜，用稻草把子一节一节地刷，直到把一板车藕都刷得白白净净，像妇人浑圆的臂膀。第二天天不亮，父亲和母亲就拖着一板车藕上路了，父亲在前面拉，麻绳勒进他的肩脊，脸再一次贴近了地面，母亲在后面费力地推，他俩一前一后，一步一叩首地爬到城里赶早市。整个冬天，父亲天天挖藕，母亲夜夜洗藕，然后天天起早爬坡去卖藕。我无法想象，父亲和母亲用瘦弱的身体，是怎样一次次将那两百多公斤藕弄上望城岗的坡的。

    后来，父母用一个冬天卖藕的钱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从此我不用再奔跑了。自行车的好处体现在下坡时，年少轻狂的我，从来滑坡不带刹车，在飞速下滑中享受飞翔的快感，耳畔只剩了呼呼的风声，挟带着一路的稻香、荷香，还有阳光烤过路面的柏油味，路两旁的白杨树叶哗啦作响，仿佛旁观飞翔的掌声……

    自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我便经常做同一个梦。城市里没有坡，四通八达的水泥路宽阔平坦，可我睡在城里的席梦思上，总梦见爬坡。

    离家好些年了，是该回去看看了。母亲欣喜地告诉我，进城的路修宽了，又铺了一层细石子和柏油，还通了公交车。父亲却抱怨，望城岗的坡越来越陡了，骑车上趟街太费力。父母计划买辆电瓶车，但遭到了我们的一致反对，电瓶车速度快，刹车也不灵，比自行车危险，何况父母年近八旬，反应也跟不上。我们建议他俩上街乘公交车，但不知他们是怕晕车，还是心疼钱，不再骑车的他们从此步行上街了，重新用脚去丈量那道坡。

    还是常常想起年少时爬坡的那些日子，想起父母因我而爬坡的那些日子。而我，因为正当年轻，仍在爬坡，在梦里爬，在城市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爬，一步也不得懈怠。

    人生，总有那么一道绕不过去的坡，就横在你跟前，或看得见，或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