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溪瀑布

陶家石阶路

村中溪道

    梁弄镇东面的斤岭脚下，有一个不足200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子因岭而名“斤岭下”。这里的村民以“黄”“徐”“陶”三姓为主。村子三面环山，溪水倒映出山的轮廓，青山染绿了溪水，可谓山水掩映。溪两边是灰瓦白墙木结构民居，呈梯形布局，“溪声常入耳，山色不离门”是这里最真实的写照。

    黄志昌 文/摄

    斤岭脚下小山村

    四明黄氏第十六世处诚公，先祖由嵊县北庄迁四明良嘉衕（梁弄），明初为避免兵役，从良嘉衕道院山隐遁斤岭脚。各房族分居于上畈门、下墙门、月丘门、路下门、楼屋门、西边门、大墙门等处，繁衍生息，至今已有650余年历史。至清道光年间，择址“下墙门”建斤岭黄氏宗祠，坐北朝南，前后大殿各三开间，东西游廊，中间天井，呈四合院格局。堂名曰“有庆堂”，其匾由官居一品的荣禄大夫（人称道台老爷）黄承乙题写。祠堂于20世纪70年代初因建学校而拆除。

    至明末万历年间，徐姓从余姚南城石巍桥迁至。相传徐姓支祖挑货郎担沿途叫卖，缘此地黄姓主人古道热肠、蔼然可亲，遂落脚入居斤岭下。

    陶姓于清乾隆末年迁入。当时，梁弄孙氏与白云寺僧人因寺产纠纷，请绍兴陶堰陶姓讼师打官司。孙氏官司虽打赢了，却付不起诉讼费，于是将几百亩山林抵作诉讼费给予陶姓讼师。陶姓为管理好一大片山林，于此入居，后成了自然村，称其陶家。

    一条东溪源自海拔754米的东岗山腹地，顺着大岔坑、斤岭而下，穿过村子中央，向西流入远方。溪水清澈见底，石蛙鼓壁，游鱼成群，黑虾出没，还有风味奇特的黑芝蛳螺。两座石板小桥和三条“墩埠”供溪两旁的村民进出来往。溪道两边有150年树龄的枫杨近20棵，横斜展枝在溪面上。陶家埠头脚有400年树龄的大樟树一棵，与枫杨林隔溪相望。

    村东面的小垟山下，原有40余棵树龄约600年的大枫树，是当年黄氏太公种下的，它像一道屏风为村庄抵挡狂风。粗糙黝黑的树干，棵棵挺拔向上；庞大的枝丫，条条凌空横展；虬曲的树根，裸露在泥土之上，像拱桥，像巨蟒。举头仰视，深绿色的树叶密密层层，射进叶缝间的束束阳光，似万箭迸发；那高枝间的鹊巢，举目可见，还有那缠绕的枯藤、隆起的树瘤引人注目……深秋时节，火红的枫叶扬扬洒洒飘下来落满一地，足有尺把厚。顽童们经常在这里嬉戏玩耍，还把它的果实——“路路通”捡回家去当柴烧。松鼠在树枝间跳跃，“八哥”在树洞里做窝，偶尔还会有几条臭灰蟒在树干上爬行……1965年初夏，长春电影制片厂在这里开拍电影《景颇姑娘》。

    溪声常入耳

    山色不离门

    村子三面环山，溪水倒映出山的轮廓，青山染绿了溪水，可谓山水掩映。溪两边是灰瓦白墙木结构民居，呈梯形布局，上上下下，一档一档，你家的后坎就是他家的道地。“溪声常入耳，山色不离门”是真实写照。早年，村里发个通知什么的，只要往高处一站，用铁皮话筒一喊，即刻家喻户晓。到了做饭辰光，家家土灶炊烟袅袅，碗碗土菜香气阵阵。

    村口有座庙，称其“正乙殿”，也叫“玄壇殿”，奉祀正乙教赵公明财神爷。它始建于明初，由黄氏太公率众所建，以庇护后裔。殿内香火经久不息，至21世纪初村民集资重建。

    无独有偶，距正乙殿不远处有一庙堂，称“苏州堂”。相传明中叶，鄞县有位崔氏青年外出经商，半夜骤雨起，灯熄难行。黑暗中见不远处有烛火闪烁。崔氏循光进入陋屋，原是一座土地堂，有老者见路人避雨，即刻烤火煨番薯为他御寒充饥，崔氏度过一宿，感动难忘。事后，他在苏州经商，赚了不少钱。为报答当日之恩，出资重建土地堂，取名“苏州堂”。又于土地堂旁建造凉亭一座，名曰“致善亭”，亭内原有清末重臣邵筱村所题“致善亭”匾，惜已毁坏。两侧石柱上，“亭夹两山神普护，道通斤岭客周行”的楹联至今仍清晰可见。凉亭建成后，斤岭下村民施茶水、备草鞋、送笠帽和灯笼之类，供往来路人急用。

    小桥流水人家，竹林老树潭崖。这是一个山水墨染、资源丰富的小山村，4000多亩竹林是祖辈们的劳动基地与生活保障。竹海深处的大岔坑水源不竭，潭瀑众多，被人们称作“龙潭”的就有上下两处。两旁是十几丈高的悬崖峭壁，瀑布从上方直泻而下，潭水深绿。民间传说：很早以前，东海龙王与大鹏鸟交战，龙王敌不过大鹏鸟，一路南逃。眼看就要被大鹏鸟追上了，龙王急中生智，见下面高山深涧，就一个猛子扎下去，钻进了大岔坑底。而大鹏鸟见龙王往山谷扎去，它也展翅猛啄，想不到两边的山崖搁住了它的翅膀，再也不能往下冲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龙王在谷底藏身。就这样，龙王在此盘踞养伤，形成“龙潭”。

    名副其实的

    “红色堡垒村”

    抗战时期，这里是浙东游击纵队的战备仓库与后方医院。村里，有枪械弹药库，有军服修补工场，有浙东银行抗币储藏室，有电台报务室和浙东报社生产部，还有疗养所等等，后陆续转移。它们有的设在祠堂庵庙中，有的设在老楼屋里。这些场所都是当地群众无偿提供的。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有地下党员12人，组成一个党支部。为便于秘密开展工作，12名党员中的好多人身披伪保甲长之外衣，实为共产党、“三五支队”办事，被群众形象地称为“白皮红心”（番薯）。当时，除了共产党员，村里有民兵20余人、妇救会员30余人，还有众多的积极分子，活跃在村里及根据地周边，送情报、运枪械、洗补军服、护理伤员、保护抗币等等，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堡垒村”。

    在漫长的岁月中，斤岭下人面对黄土背朝天，过着日出而作的艰苦生活。然而，邻里之间亲如一家，团结互助的民风却是罕见的。这里的农户白天不关门上锁，不用担心“梁上君子”的光顾。哪家来了亲戚朋友，哪家杀鸡宰羊都了如指掌。互相串个门、吃顿饭是常有的事。要是遇上婚丧、建房等大事，帮忙不用叫，吃饭不用请。

    20世纪70年代，崇教之风兴起，小小山村学校竟有11位老师200多名学生，还附设高中班。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村里有了大中专毕业生。考入师范院校的特别多，据笔者初步统计，现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有30余人，成了山窝窝的“教师村”。从祠堂当校舍到1990年的余姚市示范教学楼；从初小文化到本科、研究生学历；从放牛娃到人民教师；从“泥腿子”到资产超亿元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惊人的变化，都与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村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爬爬走走天天唱唱吟吟。喝山泉、走山路、唱山歌，吸山里新鲜空气，宜居宜人。所以，80岁老翁上山挖笋，挑百来斤担子；90岁阿婆担当“买汏烧”重任，这都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