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

    上回我们讲到，梁山全伙受招安时，众头领都是欣然接受的，并没有一人表示反对。小说编写者在这里还特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来表现梁山众头领招安后的神圣感。

    小说写道，宋江他们上朝拜见道君皇帝时，全都“穿了御赐红绿锦袍，悬带金银牌面，各带朝天巾帻，抹绿朝靴。惟公孙胜将红锦裁成道袍，鲁智深缝做僧衣，武行者改作直裰，皆不忘君赐也。”

    “皆不忘君赐也”，当是梁山众头领接受朝廷招安后的普遍心态。

    各位看官应该还记得，鲁智深是在八月十五日夜圆寂于杭州六和寺的。鲁智深在圆寂前，专门烧汤洗浴，换了一身御赐的僧衣。

    鲁智深这一换穿御赐僧衣的举动，不正表明了他不忘君赐的心迹？

    而李逵则更有意思。

    小说第九十三回，李逵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又来到文德殿见到了皇帝。李逵端端正正地朝皇帝拜了三拜。拜毕，还为自己少拜了一拜而不安。当听说皇帝要封自己为值殿将军时，李逵高兴得一连磕了十几个头。

    李逵虽然只是黄粱一梦，但是从中亦可见其真实的内心。

    所以，袁无涯本此回的回末总评会这样批道：“浮生若梦。人人都做富贵梦，谁似李逵做忠孝梦？”

    我们再把镜头往回放，小说第四十三回。

    李逵回沂水老家搬取母亲上梁山时，谎称自己做了官，是来接母亲去快活的。李逵这谎称自己做官的言语，是不是说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综上所述，如果要说梁山众头领反对招安，那是没有任何道理、任何根据的。

    还是小说里的那首诗写得好，诗曰：

    “一封恩诏出明光，佇看梁山尽束装。

    知道怀柔胜征伐，悔教赤子受痍伤。”

    有的看官看到这里可能要问了，为什么朝廷前两次的招安都以失败告终，这第三次招安怎么会如此顺利呢？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梁山的目的达到了。

    因为此次招安的诏书，不但肯定了梁山的忠义，“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赦免了梁山的罪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察其衷情，深可怜悯”，“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尽行赦免”；而且，还赏赐了金银牌面、红绿锦缎，许以官爵，“早早归顺，必当重用”。所以，梁山的众头领岂有不接受招安的道理？

    从小说的描写可知，那“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的场景，分明是开心的、喜庆的、热闹的，哪有一丝一毫投降的悲意？

    三、《水浒传》为什么要写招安情节？

    （一）从历史记载来看，接受招安反映了两宋社会的普遍心态，是草泽英雄报效朝廷的最佳路径。

    据统计，在二十四史中“招安”一词用得最多的，就是两宋时期。宋太宗时的宦官王继恩，就曾为平复王小波、李顺起义而出任过“两川招安使”。

    何竹淇先生《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辑录的各类武装反抗活动有433次，而其中稍有规模的，近三分之一都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南宋初年，韩世忠就在平定了建州范汝为武装后，把他们全都带上了抗金前线。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靖康之耻、南宋偏安的现实，让时人把匡复宋室的希冀转向了草泽，他们期望草泽英雄能够出来“助行忠义，卫护国家”。于是，接受招安，尽忠为国，自然也就成了人们心目中草泽英雄的理想归宿。这也就是《水浒传》小说所写的“如何廊庙多凶曜，偏是江湖有救星”。

    宋人庄绰《鸡肋编》所记俚语，就反映了当时招安频仍的事实：“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而王望如本第四十四回的回末总评，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招安的实情：“当时不思做官而思做贼者，只因朝廷招安，则小贼做小官，大贼做大官，故李逵归家背母，竟说铁牛做官，非欺母也。”

    因此，“忠义军”“忠义民”“忠义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之所以会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忠义”之所以会成为当时社会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二）从水浒故事的流传来看，招安是水浒故事的固有情节。

    对《水浒传》的成书问题，胡适先生《水浒传考证》认为：“《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指出：“然宋江等啸聚梁山泺时，其势实甚盛，《宋史》（三百五十三）亦云‘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袟，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

    可见，《水浒传》是历史生成的，而小说中的招安情节，则是历代水浒故事里的核心故事。

    关于宋江受招安的最早记录，目前可知的当属北宋李若水的《捕盗偶成》。

    李若水在这首诗里写道：“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在诗里，李若水描写了宋江起事山东、烧杀抢掠，到接受朝廷招安、拜官进爵，然后入城接受检阅的整个过程。

    对这首诗，有两个问题颇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招安后的拜爵问题。

    在诗中，宋江他们一接受招安，就拜爵授官了。这与《水浒传》所写的招安后除宋江、卢俊义得了个征辽都先锋、副先锋的空职，而其他头领俱是白身的结果，是明显不同的。

    二是李若水对招安的态度问题。

    李若水诗里还写道：“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啗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可见，李若水对招安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招安并非“上策”，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匪盗横行的社会问题，关键还是要降诏“省科徭”。

    宋元史书，对宋江的招安问题也多有记载。

    《宋史·徽宗本纪》云：“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张叔夜传》云：“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从这些史料来看，宋江他们勇悍狂侠，“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后因兵败被困，不得已才被迫接受了张叔夜的招安。

    但是，这些史料里并没有宋江招安后去征方腊的记载，而且，史家笔下的宋江，还是个败军之将的形象。

    南宋龚开《宋江三十六赞·序》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写。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侯蒙传》有疏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

    龚开在这篇“序”里，讲自己是看到了《东都事略·侯蒙传》，才“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就写了这些“赞”。

    从龚开所述来看，宋江招安后去征方腊当是言之凿凿的事实。其实，这只不过是作为宋遗民的龚开，为抒自己胸臆而玩的一个小把戏。

    龚开对《东都事略·侯蒙传》的材料，只是引用了招降宋江以讨方腊的“制贼之计”，却故意忽略了后面的另一段记载。

    这另一段记载是这样的：“徽宗曰：‘蒙居间不忘君，忠臣也。’起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原来，侯蒙只不过是向徽宗皇帝提了个“制贼之计”，这个建议虽然得到了徽宗皇帝的认可，并命侯蒙知东平府，但侯蒙还没去赴任就先亡故了。

    更为蹊跷的是，《东都事略》明确写了宋江被擒是在方腊兵败后一月，可见宋江是不可能去征方腊的。

    那么，龚开为什么要把侯蒙的建议当成是既成的事实，而且还选择性地采用《东都事略》的史料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