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白水

    梅墟是过去鄞县靠近镇海县界的一个古镇，自幼即有耳闻，但每每路过，都未拐进去看看。前年十月，三官堂大桥竣工通车。十二月，我骑自行车过桥跨江，再沿江塘东行不远，终于来到了梅墟。

    兴冲冲地来到梅墟，映入眼帘的却是梅墟拆迁中的一片废墟。既然无缘领略老梅墟的近形风貌，那只能搜肠刮肚、翻箱倒柜地说说它那过去的事儿。

    一、梅墟之名

    梅墟之名曾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天一阁创建者范钦，在明万历十三年（1585）撰写的《重修梅墟江塘记》中，有“环鄞东三十里而遥有墟焉，汉南昌尉梅福所栖迟也，因名梅墟”一句，说是该地因梅福居住而名梅墟。第二种是乾隆《镇海县志》引用嘉靖《宁波府志》的说法：世传大梅山有梅甚巨，称梅龙，孙权伐而三之，一登会稽禹庙之梁，一障鄞江它山堰，一飞入定海江中，横亘成墟，故名“梅墟”。这里的“定海”，即为镇海古称；“定海江”，应为甬江的“定海段”。这种说法之意是因梅山梅树而名梅墟。第三种是由宁波城厢人徐兆昺完成于清道光八年（1828）的《四明谈助》中的说法，此书在认同第二种说法的同时，又补充了“大梅山者，汉梅子真旧隐处也”一句。这便是综合了上述两种的说法，似乎梅墟之名，是因“梅人梅山梅树”而成。

    在这些说法中，第二第三种说法掺杂了太多的人为想象，虽然得到了府、县官志和民间人文地理志的引用和附和，却不如第一种说法来得简明、务实和可信。

    梅福，字子真，是生活于西汉与东汉交替之间的九江寿春人。在他任职南昌尉时，便上书天子，务请预防王莽篡位。因此言未被采纳，而又不幸言中，梅子真只得弃官离家，浪迹鄞东隐居。《汉书》等史籍，都记下了这位既有敏锐的政治远见又敢诤言直谏之士的名字和事迹。

    梅墟人对这位鼻祖式的人物，更有深厚的感情和特殊的纪念方式。根据《四明谈助》和《东井文抄·梅墟庙碑记》的记载，他们分别建起梅墟庙和小梅庙，供奉祭祀梅子真。其中，小梅庙在宋朝时，迁到了善庆桥边上，并改名为“大新”，于是便有了袁陶轩的“善庆桥边大新庙”的诗句。《四明谈助》还接着说：“今里人仍祀子真”，这样说来梅墟人纪念梅子真约有千年光景了。

    二、梅墟之塘

    梅墟位于甬江中段的南岸。自西东流的甬江，经过三官堂后突然在那里来了个大转弯，形成了一个岙。在乾隆《镇海县志》中说，岙中“潮流猛急”，因此称这段甬江为“岙猛江”。岙猛江江面宽阔，江水湍急，常给梅墟带来潮淹之灾，因此建筑江塘便成了梅墟人的生存大事。

    梅墟很早以前曾筑有土塘，在明天顺七年（1463）前后，在时任浙江按察司副使、巡督海道朱绅的发起和乡老钱方伯（琎）的捐资下，于成化五年（1469）至七年间，把原有的土塘，改建成了长为二百八十丈的石塘。据《四明谈助》介绍，石塘建成后“被其利者三邑七乡，民称曰‘钱公塘’”。

    “钱公塘”到了明万历初年，已是“岁久而圮，圮则溃决”了。于是，在万历九年（1581），由宪副冯时雨、大尹杨芳及钱方伯后裔庠生钱子江，委托邑主簿孙公春具体负责重修梅墟石塘。孙主簿确实是个实干的能人，他“量日命工，不愆于素，凡阅月而告成焉”。

    梅墟石塘重修后，又及时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请致仕归乡的范钦撰写《重修梅墟江塘记》，并刻石竖碑，作为永久纪念。光绪《鄞县志》收录了这篇碑文，但与收藏于天一阁的碑文拓片校对，却是错误百出。另一件事，就是在碑文中写到的：“塘之上，结茅为庵，命庵僧圆琮恪共其事，仍拨闲旷涂荡三亩，令其开垦成熟，将所收花利，赡其时常补修之费。”把守护和维修石塘所必须的人、财、物落到了实处。

    梅墟石塘到了清乾隆年间，也已千疮百孔了。于是，在乾隆二年（1737），又对它来了一次大修。这次大修，意义非凡，不但记入了《鄞县志》，而且载入了《宁波通史·清代卷》。

    据1996年版的《鄞县志》记载，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鄞县的甬江江塘共长8.98公里，只有梅墟段为石塘，其余乃为土塘。这首先要归功于“钱公塘”，它历经四百多年而依然领先，真是不简单。

    三、梅墟之碶

    梅墟的江塘筑起来了，这固然可以抵挡住海潮的涌入，保证了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安全，那么如何来蓄水排涝泄洪、进一步改善乡民们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呢？为此，历年来梅墟进行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建设，而且规模、等级逐渐上升。

    根据1996年版《鄞县志》的记载，在清乾隆五十年（1785），筑起了梅墟堰；1924年，由乡坤戚森卿捐资，筑起了梅墟涵闸；1926年，人们在梅墟的界牌河上建起了界牌碶； 1952年，政府对这座界牌碶进行了重建，使它一直运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流经梅墟的潭头河上，先在1958年，建起了两孔钢筋混凝土梁板式闸门，又在1964年改造扩建成七孔闸门，故名此闸为“七洞闸”。1966年，在另一条流经梅墟的后塘河支流上，又建成了一座五孔钢筋混凝土梁板式闸门的梅墟碶。

    从三官堂大桥至梅墟的这段并不长的江塘上，依次有“鄞东南排涝闸”、“甬新闸泵”和“鄞县邱隘区高产碶”这三座水利工程。前两者是近年建造的现代化大型水利工程，在现场都有较为详细的文字介绍，让人看了觉得清清楚楚。至于那座梅墟边上直接通向甬江的高产碶，从那颇有传统书法功底的“鄞县邱隘区高产碶”横额落款时间来看，此碶应建于1967年。高产碶虽然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浸蚀，已显得斑剥苍老，却仍不失粗壮结实，至今还在发挥它那不可替代的水利功能，与它背后已是一片破碎瓦砾堆的老梅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除目睹了高产碶的这些实物外形之外，对它的基本情况却是不甚了解。在它周围既未找到文字说明之类的标牌可供阅读，也未碰到一位对它稍有了解的本地人可以请教，在手头上现有的资料中也未找到对它有只言片语的介绍和记载，这实在让人有点郁闷。然而，不管怎样，这座名不见经传却实实在在屹立着的高产碶，与上述这些水利工程一样，都为梅墟阻咸蓄淡、排涝泄洪发挥过或正在发挥着自身的作用。默默无闻决非窝囊无能。

    四、梅墟之渡

    作为甬江边上的梅墟，在甬江上设置一个梅墟渡，便与江北镇海县相交往，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不正常的却是在乾隆《镇海县志》中出现了“梅墟渡”在“东管三都”的记载。这“东管三都”是当时镇海县东管乡的属地，怎么会有鄞县的梅墟渡呢？带着这个疑问，又查阅了《宁波市镇海区地名志》，结果是没有查到“梅墟渡”，却碰到了“外夏渡”。该志解释外夏渡说：“位于庄市街道甬江村慧济庵前200米处，亦称梅墟渡，达甬江南岸原鄞县梅墟渡。”可能当时梅墟渡的名气盖过了与之对应的镇海外夏渡，因而人们习惯性地把外夏渡也称之为梅墟渡，以至影响到了县志的记载。

    这个名气颇大的梅墟渡，在1996年版的《鄞县志》中，却找不到对它的记载，无奈之下，只能通过对外夏渡的介绍，来侧面了解一点梅墟渡的大概情况。

    概括乾隆《镇海县志》和《宁波市镇海区地名志》对外夏渡的一些零星记载，可以知道外夏渡始置于清康熙年间，当时那段江面宽有500多米。开始是由乡人金英与庠生陈帝胤、汤尔昭共同创建的义渡，并捐置祀田，以资义渡费用。此事深得民心，也惊动了官署，于是又增添了三只官船和十亩田为渡费。在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邑令陆敬德还在渡头、庵门立了书刻着《公置赡田亩分土名字号》的牌子，这块牌子到了纂修乾隆《镇海县志》的乾隆十七年（1752）时还存在。渡口在清中叶建了一座“外夏凉亭”，后来又在埠头筑起了一条长130米的路桥，再后来又置有一艘4吨木质机动渡船，最后于2000年前后停航，改由391路公交车自甬江村至梅墟。

    五、梅墟之市

    相比之下，梅墟市的形成是比较晚的。《宁波通史·清代卷》在对鄞县从明天顺六年（1462）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集市统计表中，没有找到梅墟市，而在乾隆《镇海县志》中才看见有“梅墟市：崇邱一都，镇鄞交界”的简单记载。由此可以确定，梅墟市的形成，大约在清康熙中期至乾隆前期这个时间段之内。

    古代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十分重视事关农业命脉的塘、堰、碶、闸等水利设施的建设；由农业社会孕育生长出来的农业经济，也催促着辅路、搭桥、置渡、建亭、设街集市等交通和贸易设施的完备。这些设施的建造及投用，也客观地反映或标志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尤其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更为典型。

    梅墟的集市虽然形成得比较晚，但从梅墟的建塘、集市、筑碶、置渡等标志性建筑的时间顺序来看，也显示出生活于古代农业社会的梅墟人，先是要围起江塘，营造出一个相对安定的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环境后，才能去从事农贸经济活动，使其周边形成农贸市场；而随着农贸经济活动的开展和发达，又进一步促进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建造起堰、碶、渡、街等水利、交通及贸易设施。如此往复循环，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及自身的提高。

    梅墟也的确是到了清康乾时期才开始了较大的发展。在清初的乾隆年间，梅墟是隶属老界乡赤城里四都。这四都又分为七图，而梅墟的地域则自东面的梅墟街开始，向西横跨了三图、四图和五图。那时，梅墟已有名气响亮的梅墟街和范围广阔的梅墟地段，这在同时期的其他乡里是极少见的。在清朝未年的宣统三年（1911），将原老界乡紧挨甬江边的一都和四都单独设置为盐梅乡，原为梅墟里的“梅”，则成了盐梅乡名的组成部分，显示出梅墟在乡里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民国前期的1935年，梅墟由里升为镇，是当时鄞县88个乡镇之一，辖管17个村落。到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鄞县按照省政府的决定，拆并乡镇成48个，梅墟由镇改乡，成为梅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