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

    自《水浒传》问世以来,对小说的主旨思想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法颇多。有说是农民起义的，有说是忠义报国的，有说是忠奸斗争的，有说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也有说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有说是描写土匪强盗的，有说是为士人写心的，甚至还有说是谏书的。如此等等，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上述各种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都或多或少因了主题先行的缘故，或是出于某种目的的需要，随意取舍，一意附会，从而背离了小说的本原，没有抓住小说主旨的本质。

    我们只有立足文学性这个基本尺度，通过细究水浒故事的流传脉络，探讨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切入小说的文本本身，探寻小说编写者的创作本意，才能准确把握小说的主旨。

    那么，《水浒传》小说的主旨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水浒传》小说就是一部反映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群体，反对滥官污吏，一心全忠仗义，忠君报国，最终却被奸佞所害的全景式的现实主义小说。

    我们为什么说这就是《水浒传》小说的主旨思想呢？

    一、小说不反皇帝

    虽然小说对道君皇帝颇有微词，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肯定道君皇帝是“至圣至明”的，朝廷之所以会出现奸佞专权的现象，完全是因为“奸佞之臣”“蒙蔽”了“圣聪”。

    小说编写者对招安问题的处理，就很能说明问题。

    道君皇帝曾“两番降诏，遣人招安”梁山，可是每次都因蔡京、高俅这些“奸佞之臣”从中作梗，“蒙蔽”了天子，所以，最后都没有成功。

    后来，当道君皇帝终于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就在文德殿上怒斥童贯道：“都是汝等妒贤嫉能，奸佞之臣，瞒着寡人行事！”然后，道君皇帝就御笔亲书丹诏，并派良臣宿太尉前往梁山招安。

    那么，梁山听到了朝廷的招安消息后，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小说第八十二回写道，当宿太尉一行前来梁山颁诏时，只见香烟拂道，宋江、卢俊义跪在前面，众头领都齐刷刷地跪在后面，迎接朝廷恩诏。萧让读罢诏书，宋江等众头领山呼万岁，再拜谢恩。“一封恩招出明光，佇看梁山尽束装”，面对朝廷的招安，整个梁山一派喜气洋洋。

    宋江他们进京朝觐时，东京百姓军民扶老挈幼，沿路观看，如睹天神。道君皇帝在宣德楼上见了，心中大悦，与百官说道：“此辈好汉，真英雄也！”

    小说读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这字里行间充溢的，满是感恩天子圣明的欢欣之意、得意之情，也就是小说编写者所感叹的：“义士今欣遇主，皇家始庆得人！”

    小说编写者还特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来表现梁山众头领招安后的神圣感。

    小说写道，宋江他们上朝拜见道君皇帝，全都“穿了御赐红绿锦袍，悬带金银牌面，各带朝天巾帻，抹绿朝靴。惟公孙胜将红锦裁成道袍，鲁智深缝做僧衣，武行者改作直裰，皆不忘君赐也。”

    “皆不忘君赐也”，当是梁山众头领招安后的普遍心态。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小说编写者的笔下，道君皇帝虽然“至圣至明”，但却总给人一种“庸庸昏君”的感觉。

    比如，道君皇帝对蔡京、高俅等“奸佞之臣”是一味的重用和袒护，而对宋江等忠义之士却是时时的失察与无视，甚至最后发现高俅、杨戬竟然谋害忠良，毒死了宋江和卢俊义，道君皇帝也只是责骂了一句“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而已，并没有加罪于“四贼”。

    那么，小说编写者是如何来调和道君皇帝身上“至圣至明”与“庸庸昏君”这一矛盾现象的呢？

    用小说的原话来说是“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问题的关键在于“奸佞之臣”“蒙蔽”了“圣聪”。

    我们不妨选择几个代表性的人物，来看看他们对道君皇帝和“奸佞之臣”是怎样的态度。

    一个是鲁智深，他是梁山上唯一一个曾对招安提出过异议的人。

    小说第七十一回，鲁智深在菊花会上说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鲁智深认为，虽然皇帝“至圣至明”，可是“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了“圣聪”。因此，这个朝廷就如“俺的直裰染做皂了”，光是洗洗，是永远也洗不干净的了。如果一定要在“滥官当道”的情况下接受招安，那还不如“各去寻趁”，自找门路快活的好。

    不过，鲁智深虽然对招安心有异议，但他却丝毫没有要反皇帝的意思。

    一个是宋江，他是梁山忠义思想的主要代表。

    宋江听了鲁智深的那番话后，就对众头领说道：“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宋江言毕，包括鲁智深在内的梁山众头领“皆称谢不已”，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宋江说得很清楚，“今皇上至圣至明”，虽然“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但是，总有“云开见日”的时候，“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最后一定是会被朝廷“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的。

    一个是宿太尉，他是小说编写者竭力塑造的忠义之臣的代表。

    小说第八十二回，宋江派吴用去济州府迎接前来招安的宿太尉。宿太尉就对吴用说道：“下官知汝弟兄之心，素怀忠义，只被奸臣闭塞，谗佞专权，使汝众人，下情不能上达。目今天子悉已知之，特命下官赍到天子御笔亲书丹诏、金银牌面、红绿锦段、御酒表里，前来招安。汝等勿疑，尽心受领。”

    宿太尉讲得很明白，前两次招安之所以没有成功，只是因为“奸臣闭塞，谗佞专权”，才使得“下情不能上达”。责任不在皇帝而在“奸臣”。现在“天子悉已知之”，了解了梁山的“忠义”之心，所以，对此次招安“汝等勿疑，尽心受领”即可。

    还有一个就是小说编写者。

    小说编写者在小说第一百二十回特意写了这样一段议论：“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

    这段议论清楚表明，小说编写者认为在朝堂之上，“至圣至明”的“天子”与“变乱天下”的“贼臣”是完全对立的，那言语之间充溢的，是对“天子”的同情和对“贼臣”的痛恨。

    所以，无论是宋江、鲁智深，还是宿太尉，抑或是小说编写者，在他们的眼里，皇帝始终是“至圣至明”的，可恨的只是那帮“蒙蔽”了“圣聪”的“奸佞之臣”。

    至于道君皇帝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虽然为许多人所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小说编写者并没有借此来批判道君皇帝的意思。相反，梁山最后之所以能招安成功，李师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宋江的眼里，李师师甚至是“梁山泊数万人之恩主”。

    因此，从小说原著的描写来看，小说完全没有要反皇帝的意思，忠君报国的思想始终是贯穿整部小说的唯一一根主线，否则，我们就是太高看小说编写者了。

    各位看官应该知道，“忠”是儒家的传统伦理思想，孔子曾明确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秦汉以后，“忠”的概念逐渐演变成了臣对君的绝对服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提出了“三纲”之说，班固《白虎通义》对此又作了具体解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种臣对君绝对服从的思想，在南宋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朱熹弟子陈埴甚至提出了“天下无不是底君”的说法。这样，“忠”就成了臣对君的一种绝对服从和单向度的义务，成了“天理”。

    张静庐先生在《中国小说史大纲》中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就是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小说。”

    《水浒传》小说中的道君皇帝，虽然不是小说“引首”里所写的太宗、仁宗那样的明君。但是，在小说编写者看来，他却是那个风雨飘摇时代的国家象征。

    因此，道君皇帝的德行可以被讽刺，甚至可以被批评，但是，他的形象却不能被否定。

    所以，小说编写者他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也是必然的了。那么，小说对贪官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