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30多年前，余姚陈大爷、妻子与两个儿子陈大、陈二签订协议，约定由陈大负责赡养母亲，陈二负责赡养父亲，直至父母去世。陈大按照协议赡养直到母亲离世。自2019年起，陈大爷一直卧病在床，每月光药费就需2000元，1000余元养老金已不能维持生活。陈大爷多次向两个儿子提出支付赡养费，兄弟俩对费用分担争执不下。

    3月23日《宁波日报》

    血缘作为天然的社会联结纽带，让父母与子女成为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里，父母抚养子女，子女长大以后再“反哺”，这样的双向循环养老，体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双向义务的伦理实质。可伴随着社会变迁，这样的养老模式也受到不小的影响。

    每个家庭的情况都有不同，有的因为工作原因，几个子女分散各地;有的因为子女的经济条件不同，所以能承担的赡养费用也会不同。于是，口头也好，书面协议也罢，部分家庭会形成契约，在赡养老人一事上进行利益协调。于是“你管爸我管妈”就出现了，这样的协议在于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平——两个老人需要赡养，两个儿子各自承担一个，谁都不吃亏。

    “你管爸我管妈”看上去很公平，实际上却隐伏危机。一方面，两个老人具有不同的身体状况，就像陈大负责赡养的母亲已经离世，父亲却需要陈二继续赡养那样，难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随着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一旦父母或者子女任何一方发生重大变故，“你管爸我管妈”就难以为继。从法律上看，陈大按照约定履行了赡养母亲的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他对父亲的赡养义务。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或许有人觉得这样做对陈大来说不公平。说到底，法律以共识性规则为基础，这些规则是普遍主义的，不针对个体的具体利益和情况，讲究一视同仁的原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子女都可以找到不赡养老人的理由；倘若任其自弹自唱，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就会沦为一纸空文。法律在很多时候只能保障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正义，那些小概率的、极端情形上的不近人情，也许正是人们为了享受公平与文明必须支付的代价。

    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里，许多东西都在改变。可是，不管社会如何变迁，尊老敬老、善待老人的精神内核却需要坚守。只有这样，“老有所依”才会更有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