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洞桥是宁波平原地区最长的石梁桥。

董儒湟与新出土的桥碑。

新出土的“赞助碑”。

    位于海曙区集士港镇湖山村的十三洞桥是宁波平原地区最长的石梁桥，因有十三孔而得名。桥址地处古代广德湖西缘，河阔水深，风景秀美，于2017年1月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近日，湖山村董家自然村村民董儒湟来电告知记者，在集士港镇对十三洞桥周边环境改造提升的过程中，于桥西堍原桥亭位置发掘出一块清光绪戊申年间的《重修十三洞桥》石碑。碑记显示，十三洞桥原名“古普济桥”，清顺治年间也曾重修。

    桥碑内容颠覆了原先认为十三洞桥是清嘉庆年间当地进士董澜牵头所建的普遍认知，将该桥建桥历史上溯至距今360余年前。

    “消失”的亭柱、桥碑重见天日

    今年81岁的董儒湟是十三洞桥董家后裔，也是《新编十三洞桥湖泊董氏宗谱》的主要整理者，对当地人文历史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

    十三洞桥下的河，旧名脰湖、罂脰湖，是广德湖废弃后形成的河，故有此名。日前，海曙区启动湖泊河周边环境的改造提升，董儒湟日日在工地“巡逻”，提醒施工队注意十三洞桥西侧原桥亭位置的发掘。果不其然，让深埋已久的桥碑重见天日。

    “以前，十三洞桥西侧有一座桥亭，亭子后面是三圣殿。老一辈都知道，亭子里面有一块桥碑的，上世纪中叶就不见了。”董儒湟告诉记者，随着后来桥亭改建民居，三圣殿随之拆除，残件散落亦不复见。

    此次桥两侧民房拆除夷平，除了发掘出桥碑，还出土了5根亭柱，分别刻有“赞助人”名字，包括董应鹏、董应爵、董志善、董应锦、董应简、董应成等。董儒湟查阅家谱得知，他们为董家的十一世祖、十二世祖，生活时间应在清顺治前后，与桥碑显示顺治年间的一次重修年代刚好吻合。

    断为四截的桥碑 将建桥史上溯至清初

    记者在现场看到，出土桥碑已断为四截，其中三块为原桥亭位置出土，另一块用在附近河埠头，此次一并掘出，色彩与另三块略有不同。碑文背面均为未经打磨的“毛样”，可知原碑应嵌在墙中。

    经董儒湟释读，碑文起首内容为“吾乡十三洞桥，古普济桥□□（注：□为字迹无法辨认）。国朝顺治戊戌重修以来迄今二百五十有始哉。岁在丙午（1906），同乡有屠君□乐善好施，愿助银洋三千员……”下文讲述了出资和修桥概貌，镌刻立碑时间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岁次戊申暮春”。

    中间内容与民国《鄞县通志》中的记载基本一致：“清光绪三十四年，邑人屠景山捐银三千元，董名燕、施德迈、董承孝等捐募四千五百元重建，桥西堍普建庵，有重修十三洞桥碑记”。董儒湟判断，这块新挖掘出来的桥碑，应该就是《鄞县通志》上提到的《重修十三洞桥》碑记。

    而有“补史”作用的是，桥碑所载内容更多。其中提及，十三洞桥原称“普济桥”，清顺治戊戌年即1658年也曾重修。“这一点跟我们当地以前传说，包括省保碑后所记十三洞桥是进士董澜为造福乡里所建不太一样。”董儒湟表示，“董澜是清嘉庆年间的人，而桥碑说这座桥顺治时候就有了，时间相差150多年。”

    “董澜建桥的传说从没有明确的记载。”董儒湟说，“如果十三洞桥真是董澜建的，按理说家谱多少会提及。”此次桥碑的出土证实了董儒湟的猜测——也许十三洞桥的建造确实和董澜没有什么关系。

    “赞助碑”用的是“苏州码子”

    与亭柱、桥碑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块“赞助碑”，和桥碑的后半部分格式相同，记录的是修桥时出资的商号、人名及金额。较为特别的是，其记录金额用的是“苏州码子”。

    “苏州码子”，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脱胎于中国的算筹，是中国早期民间的“商业数字”，常用于当铺、药房等处，便于速记。

    “赞助碑”上，在“万源昌”“恒泰号”“同茂行”等商号，或“赵嘉佑”“董敦相”等人名之后，用了“苏州码子+元”字，记录方便、清晰。据董儒湟判断，这些商号可能是当地人在外做的生意，其中商号之多，也从侧面反映了晚清宁波商帮规模之盛。

    此外，董儒湟还向记者出示了一篇1926年徐昌燕撰写的《湖泊董氏重修宗谱序》。文中提及徐昌燕曾和朋友一起在夜月之下泛舟十三洞桥，当地人告诉他，光绪年间的那场大修，将原桥每洞仅两块桥板加宽到三块，并曾设石栏，使得两岸行人来往更加安全。文中也提及了部分捐助人的姓名和出资金额，与桥碑和方志达到“互证”的作用。

    记者 顾嘉懿 实习生 薛晓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