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

    上回我们讲到，《水浒传》小说随处可见的都是残害良民的滥官污吏。

    而滥官污吏的存在，不但使梁山的行为具有了正义性，也让梁山把惩治滥官污吏当作了自己的行为指南。

    首先，小说写出了梁山好汉惩治滥官污吏的决心和行动。无论是济州府的何涛、青州城的慕容知府、无为军的黄文炳，还是高唐州的高廉、华州的贺太守、东平府的程太守，都是梁山的惩治对象。“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当是梁山好汉“啸聚山林”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惩治滥官污吏，始终是宋江劝降朝廷将领的重要理由，“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

    第三，梁山惩治滥官污吏的所作所为，早已播扬四方。无论是辽国的褚坚，还是在扬子江边的王定六父亲，青石峪的猎户刘二、刘三，全都对宋江他们“替天行道，不损良民”的壮举钦佩不已。

    那么，小说为什么会把惩治滥官污吏当作梁山的行为指南呢？

    元人水浒戏是《水浒传》小说的重要源泉。无论是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还是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梁山七虎闹铜台》，都把惩治滥官污吏当作梁山的重要任务。梁山好汉下山的目的，就是要去杀那“不忠不义”之徒和“污吏赃官”之辈。

    那么，元人水浒戏为什么会把惩治滥官污吏作为梁山的重要任务呢？因为元时吏治腐败、权贵横行，老百姓有冤难伸、有苦难诉，寻求“公正”、伸张“正义”成了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和心理期望。所以，梁山上那些“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英雄好汉，自然就成了人们的情感寄托，那法外之地的“水泊梁山”，也就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另一个“开封府”。

    四、小说的创作本旨，就是反对滥官污吏，宣扬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思想。

    （一）从水浒故事的流传来看，反对滥官污吏、全忠仗义、忠君报国一直是水浒故事的核心基因。

    首先，宋末元初的水浒故事就已打上了“忠义”的烙印。

    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里是这样写宋江的：“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讳忌。”虽然这伙以宋江为首的群雄“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但是，他们的身上已隐约可见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影子了。

    《大宋宣和遗事》讲到，宋江在九天玄女庙里得到了一卷天书。书中写道：“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后来，梁山全伙受招安，宋江因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可见水浒故事至此已开始大张旗鼓地描写宋江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壮举了。

    明朝杨慎在《词品·拾遗·李师师》中写道：“《瓮天脞语》又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词于壁云：‘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小辞盛于宋，而剧贼亦工如此。”

    所以，至少在宋末元初，宋江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形象已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

    那么，这时的水浒故事为什么会打上“忠义”烙印的呢？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正是“外敌凭陵，国政弛废”的残酷现实，才使得那些无望中的人们将渴望社稷兴旺、民生安泰的目光，投向了那些“不假称王”“犹循轨辙”的梁山英雄。于是，宋江们也就担负起了“广行忠义”的神圣使命，成了“殄灭奸邪”“卫护国家”的“忠义之师”了。

    其次，元时的水浒故事，梁山好汉惩治滥官污吏的行动已植入了“忠义”的内核。

    元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宋江在楔子里说道：“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

    元明间无名氏《梁山七虎闹铜台》，则把宋江的全忠仗义、忠君报国之心写得更为明晰了。

    元人水浒戏对水浒故事的贡献在于：一是，将“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树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二是，将宋江的绰号，由“呼保义”变成了“顺天呼保义”，另外又加了个“及时雨宋公明”的新头衔。

    对此，胡适先生在《水浒传考证》中有精辟的论述：“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了！这一变化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的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后来《水浒传》的性质。”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水浒传》小说正是继承并发扬了历代水浒故事反对滥官污吏、全忠仗义、忠君报国这一核心基因，并把它升华成了小说的创作本旨。

    （二）从梁山好汉的群像来看，反对滥官污吏、全忠仗义、忠君报国一直是他们遵循的道德准则。

    首先，小说在不同的场景都写到了梁山好汉反对滥官污吏、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壮举。

    无论是阮氏兄弟在阻击何涛时唱出了“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渔歌，戴宗在劝说石秀上梁山时说出了“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的话语，还是宋江劝说朝廷降将的理由：“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在忠义堂率众盟誓：“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都展现出了一派反对滥官污吏、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

    其次，我们再来看宋江的形象塑造。

    宋江的人生理想是“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宋江的座右铭是“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宋江人生目标的孕育和实现，可以分为这样四个阶段：

    一是萌芽。

    小说第三十二回，宋江曾对武松说过这样两句话，一是：“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祐。”二是：“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此时的宋江，显然还没有下定落草为寇的决心，但他觉得武松只有接受招安，去边关之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这样才不枉了为人一世。而自己作为身负罪案的吏员，又深受着“孝”的羁绊，所以，只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了。

    二是提出。

    宋江从江州法场逃出生天后，一手炮制了九天玄女的故事。而宋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借九天玄女之口，提出自己“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人生理想。因为“功名未上凌云阁，姓字先标聚义厅”，梁山让宋江发现了一个可以一展人生抱负的栖身之地。所以，宋江就想抓住这个机会，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三是实施。

    宋江上了梁山之后，无论是对彭玘、徐宁这样的梁山降将，还是对宿太尉这样的朝廷重臣，宣讲的都是“尽忠竭力报国”的观点，阐述的都是“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的目标。于是，在宋江“忠义”大旗的感召下，各路英雄犹如江河入海，汇聚在了“替天行道”的水泊梁山。

    其四成功。

    宋江上了梁山之后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则标志着宋江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招安之后，宋江就带领着梁山众头领踏上了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征方腊的征途，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最终登上了实现全忠仗义、忠君报国目标的人生巅峰。

    从水浒故事的流传史来看，宋江形象都是因着水浒故事的广泛流传，随着宋元明三朝社会的急剧变迁，而日益丰满、渐渐成型的。而宋江形象日益丰满的核心，就是忠义元素的不断融入和升华。

    五、宋江被奸臣鸩死的结局，深化了小说的主旨思想。

    宋江至死仍以为，“今日天子轻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所以，不但对皇帝没有任何的怨言，反而还担心李逵会“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

    宋江的这一结局，是《水浒传》小说的独创。

    小说对宋江结局作如此处理，既遵循了水浒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忠义”元素日渐增强的内在逻辑，也密合了对明初屠戮功臣深表“不平”的社会思潮，从而极大地深化了小说的主旨。

    因为无论是招安前的惩治滥官污吏，还是招安后的攘外征辽国，安内平田虎、王庆、方腊，宋江他们既是国之忠臣，更是国之重臣。但是，宋江最后却饮鸩而亡了。

    这样，就既写出了宋江“死于九泉，忠心不改”，“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忠之烈，又写出了奸佞之臣“屈害忠良”，“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恶之深。

    于是，小说就在客观上对那个滥官污吏横行、“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的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揭示了那个社会的残酷和血腥。

    这也就是梁山好汉用自己的生命之音，奏响的这曲反对滥官污吏、全忠仗义、忠君报国交响乐的悲剧意义之所在。

    宋江之死，既是宋江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