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波

    《公社年代的拖拉机》——当我从一本书中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它就像一副犁铧，划开了坚硬的岁月之壤，一辆红色的手扶拖拉机从我的记忆深处轰然而来。

    那是在遥远的1968年，一个真正的公社年代。我跟随担任乡村教师的母亲，生活在一个叫大郑的村子。村庄的西侧是一道低而起伏的山梁，几十户人家的屋舍坐落在山的旁边，远远地看去，就像一只只鸡雏依偎在母鸡张开的翅膀之下。村口有一棵浙东农村常见的大樟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天空下犹如一柄高高擎起的巨伞，为聚集在树下谈天说地的人们遮挡着烈日和冷风。

    那时，大郑村和所有农村一样叫生产大队，村民被称为社员，每天集体出工，以工计分，年终的时候再按工分分红。唯一不同的是，大郑大队在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番薯的同时，办起了集体兔场，并因此小有名气，不少地方都组织人员前来参观。每到这个时候，设在祠堂里的小学校便腾出来供参观者休息，课桌凳子搬出教室，在天井里摆成一排，上面放着脸盆毛巾和粗瓷大碗，几个面容姣好的女社员穿梭其中，忙着提壶续水。

    大郑大队因为养殖长毛兔而成了典型，县长也来到了村里，当着社员的面许诺奖励一辆手扶拖拉机，要将这里作为农业机械化的试点。这消息就像一道闪电划过村子的上空，每一个人都像自己受到奖励一样，奔走相告，兴奋难抑。

    在之后的日子里，大樟树下的议论中心就是拖拉机。人们相互询问拖拉机什么时候来，纷纷猜测拖拉机是什么样子。为了选谁当拖拉机手，大队开了几个晚上的会议还没能定下来。家庭成分要好，这个条件毋庸置疑，肯定要贫下中农出身，连富裕中农都不行。但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太多了，这个村连一户富农都没有，更别说地主。有的主张选“铁姑娘”，因为壹圆人民币上的拖拉机手就是女的，滚圆的脸庞，齐肩的短发，脖子上系一条白色的毛巾，看上去英姿飒爽。但很多人不同意，认为女人适合在屋子里喂养长毛兔，风里雨里耕田犁地应该是男人的事。姑娘们当然不高兴，说“妇女能顶半爿天”，但终究敌不过人多势众的男人们。最后选出的后生叫什么名字我早已忘记，只记得他的形象并不符合我对拖拉机手的想象，既不高大健壮，也没有浓眉大眼，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青年。

    拖拉机进村是在一个春日的傍晚。那天太阳还未完全沉入西山，晚炊的轻烟还萦绕在房檐屋顶，有人就早早地等候在大樟树下，急不可耐的小伙伴们更是爬到樟树的枝丫上朝远处张望。但一直等到暮色像烟灰一样笼罩四野，晚风吹得樟树叶子沙沙作响，还是不见拖拉机的踪影。人们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埋怨开拖拉机的小后生为什么不早一点上路。

    在天色完全黑尽的时候，终于远远地出现了一束光。这是一束在那个年代很少见到的光，就像一盏移动的灯笼，但比灯笼更为明亮。慢慢地这束光成了一柄橘黄色的宝剑，刺破浓重的夜色，照亮了不断延伸的乡村土路。随着光亮而来的是隆隆响声，这肯定不是雷声，但却像春雷一般激动人心。

    我随人群朝着光亮和响声涌了过去，终于看清了拖拉机的模样。书上习惯将拖拉机比喻成“铁牛”，但出现在眼前的这辆手扶拖拉机更像一只“红钳蟹”：方方的水箱就像红色的蟹背，机身两侧长长的把手恰似两个伸出的钳子。那个在县里经过培训的后生，双手紧紧地握着两个“钳子”，“红钳蟹”便驯服地向前行驶。

    大郑大队位于宁海西乡，离县城有几十里路程，几里地外的甬临公路是连接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那时的小村少年没有什么玩具，有的也只是陀螺、弹弓和铁环。我们上树掏鸟窝，下河捉泥鳅，在四季变幻的田野上寻找着乐趣，大自然就是一座体量巨大的“少年宫”。而去梁皇车站看汽车，也成了小村少年的一种娱乐活动。往往是几个小伙伴相约同行，打打闹闹、大呼小叫地走在去车站的路上，就像去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盛会。当漆成蓝色或绿色的铁皮客车在身边缓慢开过，大家便停步注目，从关着或开着的玻璃窗，看着车子里面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猜测着他们是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如果正好有一辆客车或货车在车站停靠，几个人便相互掩护，偷偷拔下汽车轮胎充气阀上的套子。这些拿回来充当毛笔套的透明塑料管子，成了同龄人羡慕的“奢侈品”。

    自从有了手扶拖拉机，我们就不再去公路上看汽车了，而是周边大队的人来村里看拖拉机，都想看看“农业机械化”是什么样子。村里人去前童街“赶市”，经常被人问起：听说你们大队有拖拉机了？这使大郑人尤其是大郑的少年们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在外村人面前似乎有了更多骄傲的资本。平日里，小伙伴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围着拖拉机打转。每天一大早就有人趴在仓库的门缝张望，看拖拉机有没有开出去；拖拉机去加水了，有人殷勤地跑在前头去小河里提水；拖拉机要加油了，有人忙不迭地拧开油箱盖子，闻着颜色浑浊的柴油散发出的气味说：“真香啊！”

    春耕开始了，细雨迷蒙的水田一片忙碌。耕田的社员手扶犁杖，一边脚步蹒跚地跟在水牛或黄牛的后面，一边唱歌一样发出声声吆喝；插秧的男男女女一只手像鸡啄米般不停起落，嘴里却东拉西扯没有闲着，往往能惹起阵阵笑声。而拖拉机发出的隆隆响声，盖过了扶犁赶牛的吆喝声和插科打诨的说笑声，穿过雨雾，传得很远，使沉寂的田野有了不同于往常的声音。少年们借拔兔草的机会，纷纷跑到田头看拖拉机耕田，并在作文课上写下大同小异的文字：“社员在水田里开着拖拉机，就像威武的战士在海洋上驾驶着军舰。拖拉机锋利的犁头像战士手中的武器，一路过去，田里的泥土和草子（紫云英）就像敌人一样，被翻了起来又被压了下去。不一会工夫，一块田就耕完了，一场战斗结束了！我在心里暗暗地下了决心：长大也要当一名拖拉机手。”

    手扶拖拉机后面有一个兼顾运输的拖斗，因此也成了小伙伴出行的“座驾”。经常可以看到拔兔草的少年手挽竹篮等在村口或路旁，当往地里运送猪粪牛粪的拖拉机驶来，就一个鹞子翻身跃了上去。拔草回来遇到拖拉机从地里返程，便顾不上篮中青草有倾覆的危险，跳上去在拖斗里挤成一团。更多的时候，少年们喜欢单脚站在拖斗侧面的檐板上，另一只脚悬空，伸展双臂做出飞翔的姿势，任凭田野的风吹拂敞开的衣衫和稚嫩的脸庞，一路撒下肆意的欢笑和喊叫。

    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但我似乎仍然可以听到那群少年欢叫时留下的一缕余音。可以想象，当酷热的正午吹来一阵风，当沉闷的日子响起一支歌，这阵风和这支歌便会令人激动。公社年代的拖拉机，就是我少年时代的那阵风和那支歌。

    近些年我曾几次回到有着我少年足迹的小村庄。大郑大队早已改称大郑村，当年在老屋墙壁上用石灰水写下的“一定要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标语，已经难觅痕迹；昔日偏僻闭塞、因为一辆手扶拖拉机而人人雀跃的村子，轿车已经进入寻常农家。我当然早就明白，一辆拖拉机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村庄的耕作方式，只有生产力的真正解放，才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但在人民公社消逝已久的今天，当我看着村旁那道依旧苍翠的山梁和铺满庄稼的田野，当我在村路上和似曾相识的村民打着招呼，在村口的樟树下又一次聆听风吹树叶的声音，一辆红色的手扶拖拉机却总在脑海中拂之不去，成了照亮我少年往事的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