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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5月22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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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宁波的浙海关(二)

    □胡白水

    西欧诸国来宁波进行国际贸易主要是由英国开始的,在康熙初年英国商船就经常停泊于定海。到定海开为分关后,来自荷兰、英吉利的西欧商船都云集于宁波进行贸易。其中,英国的商船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短短六年中,远渡重洋,绕过半个地球来到宁波贸易的就达十艘之多。

    验税征税,是海关的一项主要职能。大约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前后,清政府实施了很低的新税则,规定的总税率进口为百分之四;出口为百分之一点六,后来提高到百分之二点六。在乾隆十八年(1753),又对各类货物征税单位及计算方法作了具体规定,凡商船进出口携带的各种货物,主要按斤、按匹征税,也可按个、按副、按只、按条、按把、按筒、按块计算货物的数量,再结合各货物的贵贱等级,分别征税。

    宁波浙海关初期的进出口关税,以低于清政府规定的标准征收,并同时实行按重量或按价值计算税额。在按货物论斤征税中,散仓货物丈量长、宽、深,并以这三者乘积折算为重量;货物的重量按八折计算征税,如来自福建、广东的货物,都按这个标准征税;对来自东洋的货物尤为优惠,仅按重量的七折或六折征税。这样的低税率,迎来了不少国内外商船。

    在乾隆年间,约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发现宁波港自设立浙海关对外通商以来,外商“至宁波甚多,番舶云集”,于是规定“浙关正税,视粤关则例,酌议加征一倍”,此后又增加了规礼和加耗。清政府这次对宁波浙海关加征关税的目的,乾隆在他的谕旨上说得很明白:“洋船至宁波者多,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是为了减少或控制外商进入宁波港的数量。

    满清王朝是个夜郎自大的“天朝大国”。或许当时的大清帝国仍居世界经济大国之首,不屑与海外小蛮之国的贸易往来;也许是统治大清帝国的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对经营漫长广阔的茫茫海疆,总没有骑马挽弓、拼杀沙场那么得心应手。反正,清政府突然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次下达了禁海令,不许沿海百姓下海捕捞,出海贸易。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当然列于禁令之中。

    这种明显违背时代发展趋势和民心民意的禁海令,在实际中是很难完全实施的。宁波沿海依海为生的居民与全国各地沿海一样,也会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些擦边球”,甚至还会铤而走险地私自出海到国外经商。对此,清政府在乾隆元年(1736),又下达了一项绝情令,即凡康熙五十六年(1717)实施海禁之后,私自出国者,永远不准回国。这极其残酷地把宁波在海外经商的侨民看成是“背叛祖宗”的“天朝弃民”了。至此还没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进一步下令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关,全国仅保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宁波浙海关便于次年,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式关闭,紧接着定海的分关和红毛馆也遭废弃,设关才七十三年的宁波浙海关遭到了夭折。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获悉“江浙等省丝价日昂,以该处船只滨海,不无私贩出洋之弊。令江浙各省督抚转饬滨海地方文武官员严行查禁”,再次重审只开放广州一地、禁止外国商船再到宁波的禁令。

    从此,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停止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开放,宁波的商船只能远绕粤海关出洋,大为不便,数量直线下降。在下达禁海令期间,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到雍正十一年(1733)的十六年中,中国去日本长崎港的商船总数只有五百零四艘,其中宁波商船只有一百八十艘,不仅只占百分之三十五,平均每年也只有十一点二五艘。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商船数量还在逐年减少,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全年仅为十艘了,几乎停止了对外贸易。

    海外贸易的急剧下降,必然连锁地减少了浙海关的关税额。浙海关年关税总额,在雍正七年(1729)是八万九千六百余两,比康熙时期增加了两倍;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是九万七千余两;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即在“五口通商”宁波港再次开埠之前,是九万九千九百零八两。在这一百十二年期间,浙海关的年关税总额只增长了一万零三百零八两,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浙海关的关税总额几乎没有增长。

    闭关自守是清朝前期封建落后的主要表现,也是导致更加落后的直接原因,包括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在内的全国各海关和港口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宁波浙海关对外闭关后的主要任务,只对进出宁波港的本国商船进行稽征,这种惨淡经营的状况一直延续了八十四年,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后,才重新开关,这对宁波浙海关,乃至江浙各省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清政府这一系列禁海闭关的命令,不但在国内引起反响,也在国外引起关注,尤其是当时新兴的英国更是不服。为此,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派遣英国商人和外交家洪任辉,几次带英船到宁波贸易,意图在宁波建立长期的商业据点,但均没有成功。他又由海道到天津、进北京,直接向清政府要求开放宁波港,进行海外贸易。乾隆帝对此十分反感地回绝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关系紧要。”洪任辉的请求就这样被否决了。于是,这个英国佬使出卑鄙手段,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以要挟清廷,这更引起了清政府的疑虑和警觉。清政府即派人调查核实,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对洪任辉也因其“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自从发生这件洪任辉至天津控诉事件后,清政府把中国人和外商的接触视为隐患,更紧闭宁波浙海关不开了。

    英国政府一次不成,又来了第二次。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利用乾隆皇帝80寿辰的机会,以贺寿为名,派职业政治家和外交家乔治·马戛尔尼(1737-1806)为特使,带上英王信件,到北京想见乾隆,请求开放宁波等港口。而天朝大国的乾隆皇帝,以为这些外夷小蛮之国的遣使,仅仅是来向他朝圣贺寿,便要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大礼,这引起了双方在礼仪上的争执。最终以马戛尔尼一膝跪地而了结这场风波,而马戛尔尼所提出的增开宁波等港口扩大两国贸易的请求,自然遭到驳回。

    英国政府对地球那一边的东方港城宁波,确实是牵肠挂肚,念念不忘。事隔二十多年后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们又派了以阿美思德勋爵为首的使团到北京,重申开放宁波等港口,改善中英贸易,也同样因为拒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遭嘉庆皇帝的拒绝。

    英国的政府很迫切,英国的商人也与他们的政府一样,也迫切希望宁波开关贸易。在道光十二年(1832),有好几艘英国商船,不远万里驶到了镇海口外洋面,请求循甬江驶到宁波进行贸易。镇海当地官员以“市舶有定,不能窜越”为理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令他们返航回国。

    西方列强英国,一再来到北京请求开放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口,一再来到宁波沿海请求进入宁波进行贸易,这一方面说明,宁波浙海关、宁波港,在当时世界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英国企图侵略我国的狼子野心。在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阿美士德”号间谍船,来侦察和窃取我国沿海各主要港口的情况。二月份,间谍船从澳门起航,先到厦门,违例闯入闽江口,再往宁波、上海、登州等港口侦察。一路上测量海湾水道,绘制航海地图,侦察炮台要塞,窃取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还以治病、传教、贸易为名,散发《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等宣传品,进行欺骗性宣传。这为以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作了准备。综合此两点,在鸦片战争后,宁波被列入首批“五口通商”之一已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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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