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白水

    西欧诸国来宁波进行国际贸易主要是由英国开始的，在康熙初年英国商船就经常停泊于定海。到定海开为分关后，来自荷兰、英吉利的西欧商船都云集于宁波进行贸易。其中，英国的商船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短短六年中，远渡重洋，绕过半个地球来到宁波贸易的就达十艘之多。

    验税征税，是海关的一项主要职能。大约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前后，清政府实施了很低的新税则，规定的总税率进口为百分之四；出口为百分之一点六，后来提高到百分之二点六。在乾隆十八年（1753），又对各类货物征税单位及计算方法作了具体规定，凡商船进出口携带的各种货物，主要按斤、按匹征税，也可按个、按副、按只、按条、按把、按筒、按块计算货物的数量，再结合各货物的贵贱等级，分别征税。

    宁波浙海关初期的进出口关税，以低于清政府规定的标准征收，并同时实行按重量或按价值计算税额。在按货物论斤征税中，散仓货物丈量长、宽、深，并以这三者乘积折算为重量；货物的重量按八折计算征税，如来自福建、广东的货物，都按这个标准征税；对来自东洋的货物尤为优惠，仅按重量的七折或六折征税。这样的低税率，迎来了不少国内外商船。

    在乾隆年间，约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发现宁波港自设立浙海关对外通商以来，外商“至宁波甚多，番舶云集”，于是规定“浙关正税，视粤关则例，酌议加征一倍”，此后又增加了规礼和加耗。清政府这次对宁波浙海关加征关税的目的，乾隆在他的谕旨上说得很明白：“洋船至宁波者多，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是为了减少或控制外商进入宁波港的数量。

    满清王朝是个夜郎自大的“天朝大国”。或许当时的大清帝国仍居世界经济大国之首，不屑与海外小蛮之国的贸易往来；也许是统治大清帝国的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对经营漫长广阔的茫茫海疆，总没有骑马挽弓、拼杀沙场那么得心应手。反正，清政府突然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次下达了禁海令，不许沿海百姓下海捕捞，出海贸易。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当然列于禁令之中。

    这种明显违背时代发展趋势和民心民意的禁海令，在实际中是很难完全实施的。宁波沿海依海为生的居民与全国各地沿海一样，也会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些擦边球”，甚至还会铤而走险地私自出海到国外经商。对此，清政府在乾隆元年（1736），又下达了一项绝情令，即凡康熙五十六年（1717）实施海禁之后，私自出国者，永远不准回国。这极其残酷地把宁波在海外经商的侨民看成是“背叛祖宗”的“天朝弃民”了。至此还没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进一步下令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关，全国仅保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宁波浙海关便于次年，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式关闭，紧接着定海的分关和红毛馆也遭废弃，设关才七十三年的宁波浙海关遭到了夭折。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获悉“江浙等省丝价日昂，以该处船只滨海，不无私贩出洋之弊。令江浙各省督抚转饬滨海地方文武官员严行查禁”，再次重审只开放广州一地、禁止外国商船再到宁波的禁令。

    从此，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停止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开放，宁波的商船只能远绕粤海关出洋，大为不便，数量直线下降。在下达禁海令期间，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到雍正十一年（1733）的十六年中，中国去日本长崎港的商船总数只有五百零四艘，其中宁波商船只有一百八十艘，不仅只占百分之三十五，平均每年也只有十一点二五艘。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商船数量还在逐年减少，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全年仅为十艘了，几乎停止了对外贸易。

    海外贸易的急剧下降，必然连锁地减少了浙海关的关税额。浙海关年关税总额，在雍正七年（1729）是八万九千六百余两，比康熙时期增加了两倍；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是九万七千余两；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即在“五口通商”宁波港再次开埠之前，是九万九千九百零八两。在这一百十二年期间，浙海关的年关税总额只增长了一万零三百零八两，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浙海关的关税总额几乎没有增长。

    闭关自守是清朝前期封建落后的主要表现，也是导致更加落后的直接原因，包括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在内的全国各海关和港口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宁波浙海关对外闭关后的主要任务，只对进出宁波港的本国商船进行稽征，这种惨淡经营的状况一直延续了八十四年，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后，才重新开关，这对宁波浙海关，乃至江浙各省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清政府这一系列禁海闭关的命令，不但在国内引起反响，也在国外引起关注，尤其是当时新兴的英国更是不服。为此，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派遣英国商人和外交家洪任辉，几次带英船到宁波贸易，意图在宁波建立长期的商业据点，但均没有成功。他又由海道到天津、进北京，直接向清政府要求开放宁波港，进行海外贸易。乾隆帝对此十分反感地回绝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关系紧要。”洪任辉的请求就这样被否决了。于是，这个英国佬使出卑鄙手段，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以要挟清廷，这更引起了清政府的疑虑和警觉。清政府即派人调查核实，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对洪任辉也因其“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自从发生这件洪任辉至天津控诉事件后，清政府把中国人和外商的接触视为隐患，更紧闭宁波浙海关不开了。

    英国政府一次不成，又来了第二次。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利用乾隆皇帝80寿辰的机会，以贺寿为名，派职业政治家和外交家乔治·马戛尔尼（1737－1806）为特使，带上英王信件，到北京想见乾隆，请求开放宁波等港口。而天朝大国的乾隆皇帝，以为这些外夷小蛮之国的遣使，仅仅是来向他朝圣贺寿，便要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大礼，这引起了双方在礼仪上的争执。最终以马戛尔尼一膝跪地而了结这场风波，而马戛尔尼所提出的增开宁波等港口扩大两国贸易的请求，自然遭到驳回。

    英国政府对地球那一边的东方港城宁波，确实是牵肠挂肚，念念不忘。事隔二十多年后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们又派了以阿美思德勋爵为首的使团到北京，重申开放宁波等港口，改善中英贸易，也同样因为拒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遭嘉庆皇帝的拒绝。

    英国的政府很迫切，英国的商人也与他们的政府一样，也迫切希望宁波开关贸易。在道光十二年（1832），有好几艘英国商船，不远万里驶到了镇海口外洋面，请求循甬江驶到宁波进行贸易。镇海当地官员以“市舶有定，不能窜越”为理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令他们返航回国。

    西方列强英国，一再来到北京请求开放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口，一再来到宁波沿海请求进入宁波进行贸易，这一方面说明，宁波浙海关、宁波港，在当时世界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英国企图侵略我国的狼子野心。在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阿美士德”号间谍船，来侦察和窃取我国沿海各主要港口的情况。二月份，间谍船从澳门起航，先到厦门，违例闯入闽江口，再往宁波、上海、登州等港口侦察。一路上测量海湾水道，绘制航海地图，侦察炮台要塞，窃取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还以治病、传教、贸易为名，散发《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等宣传品，进行欺骗性宣传。这为以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作了准备。综合此两点，在鸦片战争后，宁波被列入首批“五口通商”之一已是不足为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