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雪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凡是对古典文学或书法稍有爱好的人，对这段文字都不会陌生，它就是王羲之所写的《兰亭集序》的“开篇”。

    永和九年，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饮酒赋诗，写出了“天下第一行书”。因此，“永和九年”成了在中国历史上留有深刻印记的年份。

    那么，永和八年——也就是兰亭雅集的前一年，历史上又发生了什么事呢？事情肯定很多，但有一件事，足以让人感兴趣的，那就是梁山伯出生了。对！就是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梁山伯——出生了。

    北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明州知府李茂诚写过一篇《义忠王庙记》。这“义忠王庙”，说白了，就是梁山伯庙。在这篇“庙记”里，李茂诚说梁山伯是在“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

    按照中国古代的干支纪年法，“永和九年，岁在癸丑”，那么“岁在壬子”，就是“永和八年”。那一年，是公元352年。所处的朝代，“时东晋”。

    在《义忠王庙记》里，李茂诚显然已经把梁山伯神化了。譬如介绍姓名的时候，说“神讳处仁，字山伯，姓梁氏”，开宗明义就称呼其为神。既然梁山伯是神，他的母亲自然就是“神母”。“神母梦日贯怀，孕十二月”。有别于父精母血（梦日贯怀），又有别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孕十二月），因此梁山伯的出生也非同寻常。

    在《义忠王庙记》里，李茂诚讲述的重点应该是“梁祝故事”。梁山伯“尝从名师，过钱塘，道逢一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簦”。这“一子”就是女扮男装的祝英台，但她当时自称“姓祝，名贞，字信斋”。因为在“渡航相与坐”的时候，“从容与之讨论旨奥，怡然自得”，“于是乐然同往”。同窗三年，祝英台因为“思亲而先返”。两年后，梁山伯“亦归省。之上虞，访信斋，举无识者”。梁山伯用一个化名（信斋）去打听一个真实姓名的人，自然是查无此人。好在有人知道！一个老头笑着说：“我知之矣。善属文，其祝氏九娘英台乎？”于是“踵门引见，诗酒而别”。结果是“始知其为女子也”，而使“山伯怅然”。接着是“告父母求姻，奈何已许鄮城廊头马氏，弗克”。

    在《义忠王庙记》这个梁祝故事的版本里，梁山伯竟然并不是重情重义的人，他既“喟然叹曰”，唉声叹气，说的却是一番豪言壮语：“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求婚不成，他就把两人的关系说成是微不足道的（区区何足论也）。怪不得后人做戏文的时候，都不会顺着这个套路编下去的。后来梁山伯“诏为鄮令”，但英年早逝，选择“鄮西清道源九陇墟为葬之地”。倒是祝英台儿女情长，触景即生情，睹物便思人。她结婚那天，“乘流西来”。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到了某一江段，“波涛勃兴，舟航萦回莫进”。原来江边就是“山伯梁令之新冢”。于是“英台遂临冢奠，哀恸”。这“哀恸”二字，仿佛让人看到了祝英台撕心裂肺的样子。这时候，“地裂而埋葬焉”。从文本上来说，虽然看不出这是祝英台的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陷入”，但作者显然想表达天遂人愿的意思。“从者惊引其裙”，拉都拉不住呀！那些扯碎的裙裾碎片，“风烈若云飞，至董溪西屿而坠之”。

    至于梁山伯怎么就成了“义忠王”，在《义忠王庙记》里，这也与他的坟有关系。当年孙恩起义，“太尉刘裕讨之”，梁山伯“梦裕以助”，用托梦的形式告诉刘裕：我来帮你！夜里果然“烽燧荧煌，兵甲隐见”，使得“贼遁入海”。孙恩似乎不是被刘裕打败的，而是被梁山伯指挥的阴兵吓走的。就是因为现在看来属于子虚乌有的这件事，梁山伯被褒封为“义忠神圣王”，“令有司立庙焉”。而这梁山伯庙也不是白立的，“民间凡旱涝疫疠、商旅不测，祷之辄应”。看来，当年的梁山伯庙，还没有涉及到“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这个主题。

    在《义忠王庙记》里，虽然时间、地点、人物要素俱全，说得有鼻子有眼，但细究之下，史实不够戏说来凑的痕迹过于明显。这样的文本，终究也只能归结于传说而已。

    其实，比《义忠王庙记》更早提及梁祝传说的，在宁波有宋代张津的《乾道四明图经》（当然，并不仅仅有此），在宁波之外有唐代张读的《宣室志》。

    《乾道四明图经》中的文字是这样的：“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质朴如此。按《十四道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宣室志》的文字相对来说要更详细一些：“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按照我的阅读理解，梁祝故事部分，《义忠王庙记》基本是承袭《宣室志》里的内容并加以适当细节化；而添加的梁山伯“前传”（神母梦日贯怀，孕十二月）和“后传”（神乃梦裕以助），似乎想象的成分多了点。以至于我怀疑，梁山伯是在永和八年出生的说法靠不靠谱？但不论怎么说，梁祝故事发生在宁波一带，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事了吧？

    问题是，有关梁祝的传说，全国到处都有，比比皆是。虽然它们没有像《十四道蕃志》和《宣读志》这样扎实的文献依据，但它们同样有“扎实”的“实物”遗存呀。

    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在学问上，与谈迁、万斯同、查继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应该是一个博闻强记的人，他竟然也为梁祝的事情大跌眼镜。他在《陶庵梦忆》第二卷《孔庙桧》一文中，写到了一件令他匪夷所思的事：“己巳，至曲阜谒孔庙，买门者门以入。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在钱塘求学吗，怎么读书读到曲阜的孔庙里来了？从来没听说过呀，所以大学问家张岱不得不“骇异之”。

    1954年，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张恨水，为了创作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对历史上的“梁祝文字的来源”作了一番梳理，他说“我们翻查他们的籍贯，却很是杂乱”，结果他发现：“（一）浙江宁波，有庙，有墓。（二）江苏宜兴，有读书处，有墓。（三）山东曲阜，有读书处。（四）甘肃清水，有墓。（五）安慰舒城，有墓。（六）河北河间，有墓。（七）山东嘉祥，有墓。（八）江苏江都，有墓。（九）山西蒲州，戏中对白表明，蒲州人氏。见河北文艺丛书《梁山伯与祝英台》。（十）江苏苏州，戏中对白表明，苏州人氏。见川戏《柳荫记》。”哈哈，如果张岱知道这些，我估计他得“骇异之”n次！

    尽管到处有“实物”（读书处呀墓呀），但张恨水还是认为“自然，以第一处为妥”，也就是浙江宁波“为妥”。他说：“根据宋代以后的文字，都指明了埋葬地在宁波，也当然，梁祝产生地在浙江了。”这里的关键是，宋代以前没多少梁祝文字，而像《宣读志》这样有案可稽的唐代文字，也指明梁祝故事的重要节点在宁波。

    但实事求是地说，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虽然故事叙述得有头有尾，情节铺陈得有板有眼，氛围渲染有声有色，但传说就是传说，也仅仅是传说，倘若当史实来看，那就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