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名誉院长郑永年在《在宁波，读懂共同富裕（2022）》蓝皮书的序言。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要破解的难题。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起伏的过程，没有一个社会可以保持永远的富裕，富裕程度随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共同富裕必须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的发展。经验地看，要实现共同富裕，取决于是否能够处理好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宁波从一个商埠小港，发展到如今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成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最高、收入差距最小的城市之一，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总结宁波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不仅对浙江、对全国有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意义。

    一、共同富裕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的发展

    共同富裕是一种理想，类似于古代人们向往的“大同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开放的，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是有方向的，因此这种理想状态的设定非常重要。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均贫富。共同富裕要求实现基本的、人们可接受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但也承认社会差异。如果没有社会差异，社会就很难有进步，差异既是进步的产物，也是进步所要解决的问题。

    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但这种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包容式的发展过程，而非排他性的发展。一方面，已经实现了富裕的社会阶层，不应因为自己有钱了就垄断发展、不向社会开放。另一方面，较不富裕的社会阶层，也应在这种开放中感觉到自己是有机会得到发展的，而不会因为自己较不富裕的现状而仇视富裕阶层。

    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的教训启示非常深刻。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迅速，全球化和信息化成为时代特征。但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并没有公平惠及普罗大众，国家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结合更是赋权资本，导致社会越来越分化，美国从以往“中产阶层”演变成为“富豪社会”。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不见得就能为社会创造稳定，关键在于这种发展是否是开放的、包容的发展。

    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社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社会成员之间要互相信任。一个社会如果贫富过度分化，社会共同体就容易解体，财富增长不见得就会带来社会稳定，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经济与道德都要均衡发展，经济发展需要以社会稳定为基础，经济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因为社会的主体是老百姓。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分配，而是为了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因为只有通过可持续发展，才能把中等收入群体做大做强。

    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就在于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建设消费型社会，促进经济增长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建设消费社会，必须建立一套有利于扩大内需的制度政策，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兜底救助、住房供应和保障等体系。

    中等收入群体是财富的主要载体，是消费的主力军，消费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壮大，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合理完善的社会制度体系，是消费社会的两大支柱。市场机制是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机制，它可以产生一个中等收入群体，但不能保护这个群体，因此需要完善的共同富裕制度政策体系加以保障。

    三、实现共同富裕推动公平社会的主要思路

    首先，“上不封顶”。创造财富没有上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发展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快，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如它们高。改革开放让中国找到了一个创造财富的机制，但还要继续探索保持财富、财富增值的机制。要鼓励创新，用法治与规则去管理科技创新，而非用任何运动式的方法。鼓励高科技公司搞科技创新、积极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寻找监管措施，培养更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

    其次，“下要保底”。保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保障民生。医疗、教育、住房，这几块不是属于单纯的经济领域，是社会属性很强的民生领域，要深化医疗、教育、住房领域的改革。二是要解决城乡问题。解决中国城乡问题，一定要双向流动。中国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人才和物力，但是农村存在着单向性流出的问题。如何使城市中上阶层跑到农村去，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双向流动，就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做大中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其实，“橄榄型社会”前些年已经提出来了，这几年又强调了，确实是要作为一个主要议程来做。中等收入群体强大了，有恒产者有恒心了，一个社会所有方面都会改善。

    四、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是公平分配的关键

    民营经济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部分的社会就业，是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也是参与全球产业链竞争的重要力量。在许多经济体尤其是东亚经济体，中小企业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最主要力量，有助于改善产业结构，塑造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宁波是民营经济强市，中小企业众多，每20个人就拥有一家企业，每8个人中就有一个企业主，民营经济贡献了城市85%的就业岗位，吸纳就业人口达420万人以上，是稳定就业的“压舱石”。宁波之所以成为全国发展最为均衡的城市之一，广大民营企业功不可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越是发达，社会就越公平公正。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强健的经济体都拥有一个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体。因此，要加快培养一大批对全球产业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型民营企业，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

    五、浙江宁波均衡发展在于处理好六对关系

    包括宁波在内，浙江共同富裕的地方实践对全国和世界意义十分显见，其中均衡性是最显著的特征，关键在于处理好了六对关系。

    第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呈现出“小政府、大社会”的特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协调作用，宁波等城市的营商环境长期位居国内城市前列。

    第二，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国企强，民企也强，两者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劳动分工，这使得浙江能够有效动员和发挥民间资本的能动性，同时又能保障优质而充分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

    第三，内资与外资的关系。不排斥外资，但浙江的资本以内资为主，使得浙江的劳动关系更为和谐。浙江的“块状经济”，就是内资企业发展带动本地群众共同发家致富形成的结果，进而形成区域分工合作与平衡发展。

    第四，大型企业与中小微型企业的关系。国内很多大型的民营企业都出自浙江，但同时浙江的中小微型企业也非常发达，从而为收入公平分配提供了重要的就业基础。

    第五，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浙江的服务业是为制造业服务的，尤其是宁波始终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制造业上，宁波的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从而为提高工资性收入奠定了产业链基础。

    第六，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浙江既是工业和制造业大省，也是农业强省，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在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方面形成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宁波是我的家乡，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余姚四明山区，对农业农村发展有着切身的感受。中国农耕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衰，主要是因为一代代乡贤的“叶落归根”。一个理想社会应该是开放、包容的社会，而不是排他性的二元结构。通过“两进两回”等制度设计，鼓励和吸引城市居民回乡，既可以实现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更可以减轻城市的负担。

    宁波要率先实现共同富裕，四明山革命老区既是短板弱项，也是重点突破口。建议建立以民生GDP或者生态GDP考核为基础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两山银行”模式，实现生态资源向资产、资本的高水平转化，加大交通、科技、人才等要素资源保障力度，进一步理顺开发机制，推进资源统筹开发，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强化土地改革试点力度，推动四明山区域建设成为宁波共同富裕的样板区。

    总体而言，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需要继续把蛋糕做大，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之上把蛋糕分好，要走出中国自己的共同富裕道路。《在宁波，读懂共同富裕（2022）》智库报告把宁波作为案例来研究，为其他城市探索共同富裕的发展经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