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时候，宁波出了一个“神童”，叫汪洙。

    一般来说，说起神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称象的曹冲、砸缸的司马光，至于汪洙嘛，想必很少有人听说过。

    作为神童的曹冲、司马光，他们当时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偏理科生的；而汪洙，他是文科生类型的，他会写诗，并且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会写诗。请注意，是写诗，而不是顺口溜，也不是儿歌。这一点，跟骆宾王有点相似。相传，骆宾王“七岁能诗”，写了一首流传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是名副其实的神童。跟骆宾王的知名度相比，汪洙似乎差了很多。

    汪洙人不出名，但写的诗却很有名呀。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首诗，就是汪洙写的。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句，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过来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作为批判“读书万能论”的靶子，它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

    放在现在的语境下，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把“读书”与“万般”作为参照物而对立起来，无论是思维导向还是价值判断，依旧是有问题的。但在封建社会，它是金科玉律，“学而优则仕”嘛。这里的“读书”，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为了迎接科举考试而进行的“头悬梁锥刺股”般的求学。进仕，成为被“天子”所看重的“英豪”，成了“读书”的唯一目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在当时，或许是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所以这样的诗是可以堂而皇之地编入《神童诗》的。

    汪洙的出名就有赖于《神童诗》。

    《神童诗》里，既有“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样的句子，也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样的句子，不一而足。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汪洙写的诗句比他本人更有名。

    虽然号称宋朝的神童，但宋朝的时候，汪洙并不怎么出名。汪洙的孙子汪大猷，《宋史》里有他的传记，但没提到汪洙半个字。在地方志里，《乾道四明图经》，仅记载汪洙为“元符三年李釜榜进士”，也没提到与神童有关的什么事。

    但是到了明朝，汪洙的名声却“突然”如日中天了——“世以其诗诠补成集，用训蒙学，为《汪神童诗》”。这种名气，大概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1933年8月18日，鲁迅先生以“旅隼”的笔名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发表了《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其中写道：“现在自然是各式各样的教科书，但在村塾里也还有《三字经》和《百家姓》。清朝末年，有些人读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神童诗》，夸着‘读书人’的光荣；有些人读的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的《幼学琼林》，教着做古文的滥调。”在文中，鲁迅先生提到了《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和《幼学琼林》等蒙学教材，但讥讽的意味溢于言表，因为他觉得——时代不同了，怎么还在捣鼓这些东西！

    明朝的凌迪知（1529—1600）在《万姓统谱》里，为汪洙专门写了一条：“汪洙，字德温，鄞人。九岁善赋诗……世以其诗诠补成集，用训蒙学，为《汪神童诗》……”后世的学者，基本上是根据凌迪知的记载，确认汪洙是神童的。附带介绍一下，凌迪知是凌濛初的父亲。凌濛初所著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与同时期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二拍”。

    凌迪知为了让人们确信汪洙是神童，还讲了两个小故事，同时披露了汪洙“神童时期”（九岁）作的两首诗。

    说起来，汪洙小时候算是个牧童，他牧的是鹅，按宁波人老底子的说法，是个“看鹅小娃”（倘若是放牛娃，宁波人叫“看牛娃”。娃，方言“挽”音）。有一天，“看鹅小娃”汪洙，把鹅赶到黉宫（古代称学校为“黉宫”“黉门”）边上。一般的故事走向是到那里去蹭课，神童嘛，好学。但是，汪洙却是去“找茬”的。他“找茬”，也不是说老师你这讲错了，应该是怎样怎样的；他是嫌学校太破破烂烂了——“见殿宇颓圮，洙心窃叹之”。其实，仅仅是“心窃叹之”也不算是“找茬”，你爱咋想就咋想，他是一言不合就在墙壁上写上了：“颜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直接说出了自己的不满。过去孔庙与学校是连在一起的，这“夜夜观星象”“朝朝雨打头”，说明屋顶显然是漏的，校舍的颓圮可想而知。作为故事的读者，我就好奇一点：这汪洙“牧鹅”的时候难道还怀揣笔墨？或者说，汪洙是随便在地上捡了块瓦爿，在墙上乱刻一气？

    上面说的是第一个小故事，下面说第二个小故事。其实，在凌迪知《万姓统谱》的记述中，这两个小故事是连在一起的。

    汪洙在黉宫的墙壁上“乱涂乱划”，大家很快就知道了，于是“上官奇而召之”。这“上官”，一般人很愿意把他想象成是王安石。王安石是在北宋庆历七年（1047）到鄞县做县官的，就待了三年。我所掌握的资料里没有汪洙的生卒年月，只知道汪洙是“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如果九岁的汪洙与王安石有交集的话，我能推算的也就是汪洙成为进士的年龄是六十岁左右。当然，人家凌迪知也没说“上官”就是王安石呀。我想，如果是，凌迪知干嘛不点明呢？这不是平添一段佳话嘛。可以肯定的是，“上官”面对九岁的汪洙，不是雷霆暴怒，而是和蔼可亲。“上官奇而召之”的时候，汪洙穿的是粗布短衫（“时衣短褐”），“上官”就情不自禁地想逗逗他：“神童衫子何短耶？”这时候，汪洙显露了作为神童的才思敏捷，“辄对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这应对速度，与七步成诗有得一比。

    在《万姓统谱》里，有关汪洙“神童时期”（九岁）的事迹，凌迪知也就说了这些。虽然只能说略见一斑，但作为神童，汪洙似乎是名副其实的。

    但是，现在有一些学者对汪洙的神童身份是存有疑虑的：一个在宋朝、元朝的文献里几乎没有提及与神童有什么瓜葛的人，怎么一下子在明朝的文献里脱颖而出，成了铁板钉钉的神童了呢？言下之意，凌迪知在《万姓统谱》里对汪洙的记述是不是靠谱，是要打问号的。问题是明清时代风靡的《汪神童诗》（也有直接叫《神童诗》的），里面确实有张冠李戴的事。譬如“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是一首描写风的小诗，作者是唐朝诗人李峤，竟然也赫然出现在《神童诗》里。更匪夷所思的是“墙角一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把王安石《梅花》诗中的“数枝梅”改为“一枝梅”，就成了“汪神童”的作品了。所以，对汪洙神童身份的质疑，并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

    按我的猜测，所谓《汪神童诗》，里面有一部分可能的确是汪洙的诗，有一部分是汪洙辑录编排在一起的。它的起源，很有可能是当年作为“明州助教”的汪洙，在府学里为培养所谓的神童而编写的蒙学教材。随着时光流逝，“汪神童”的诗，以及汪洙为培养神童而辑录的作为范例的诗，后世文人混为一谈了。

    南宋大臣楼钥，在宁波地方文化史上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楼钥的母亲汪氏，是汪洙的孙女——这一脉络，倒是有案可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