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版

    宁波评话属于江南一带的说书艺术，是用宁波方言进行表演的地方曲种，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话艺人表演时仅靠一扇、一木、一帕就能演绎人世沉浮、古今兴亡，因此，听众形容宁波评话是“一人千面道古今，评人评事评八方”。

    2017年，由于面临传承危机，宁波评话被宁波市文化行政部门列入抢救性记录名单，《宁波评话口述史》（竺蓉著）的出版是这一抢救性记录工作的最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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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富有烟火气的专门史

    近年来，口述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得到了不断应用，但由于田野调查的困难，这一研究方法主要局限在传承人个体的口述记录，类似本书以曲种作为记录对象的口述史专著就相当少见。据笔者了解，《宁波评话口述史》不仅是第一本关于宁波评话的口述史，而且可能也是国内第一本关于一个曲种的口述史。本课题还因此被市社科院列入宁波文化研究工程。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作者遍访相关人员，对宁波评话代表性传承人张少策及其他相关的人物，包括朋友、徒弟、曲艺从业人员、曲艺专家等的访谈，理清了民国至今宁波评话的发展历史；对奉化、余姚、慈溪等评话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尚健在的艺人进行访谈，梳理这些地区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评话发展状况；对宁波评话观众、书场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宁波评话演出市场盛衰情况。同时，通过舟山、台州、绍兴等地的非遗工作者，了解了宁波评话在这些地方的活动痕迹。

    详尽、扎实的访谈，不仅在书中随处可见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还常常穿插坊间传闻、鲜活片断，更使本书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保证了全书的可读性。

    “传说曾有一个老听众听张少策说‘武松杀西门庆’这一回，说到武松一只脚踏上窗台，正欲往下跳时，先生卖关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位听众散场后找到先生，说自己要出差一星期，能不能把后面的情节先跟他说一下。张先生说，你只管放心去，你回来后，武松的这只脚还踏在窗台上。”此传说生动地说明说书人艺术功力深厚，说书内容已达到了可随意增减而令观众浑然不觉的地步，胜过千言万语的理论分析。

    正因为本书建立在五年访谈的基础上，使地方专门史的研究有了烟火气，也为该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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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沉寂史料的打捞行动

    因为宁波评话是大众艺术，因而相关的文字档案非常稀少。但是作者仍不懈地广泛查阅宁波档案馆的馆藏、报纸数据库等，打捞相关的文字材料，对访谈内容进行印证和补充。书中的许多史料都是首次集成式引用，譬如民国时期宁波评话的生存状况：当时政府对宁波评话艺人和场所的管理，宁波评话在团结抗战方面所起的作用，当时评话艺人的生存环境等。

    本书首次披露了宁波评话曾承担抗日宣传的任务。因民国时期评话艺人众多，听众群庞大，当时的政府文化部门把评话作为宣传抗日的重要媒介。1931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波市立民众教育馆编著《左宝贵平壤喋血记》、《安重根刺伊藤》等反映保家卫国、民族气节的读物分给说书人，召集指导训练后数次公演，有的场次听众逾千人，在当时的抗日宣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向来被视为“吃开口饭”而被轻视的评话艺人，也得到了包括县长陈宝麟等上流社会人士的尊敬。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当年宁波评话和艺人的社会地位。

    又比如当年专业的曲艺书场——红宝书场，因早在1992年就已拆除，很多信息无法查寻，但作者整理当年报纸刊登的演艺广告，理清了1956年至1981年期间的演艺活动轨迹，弥补了这一段历史空白。对余慈地区和奉化地区的评话历史，及宁波评话与外地的交流也进行了首次梳理，发现了宁波评话与杭州评话、绍兴评话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这些打捞出来的第一手资料与口述资料之间可以互相印证，避免因口述对象的遗忘、筛选、改写、似是而非等造成的记忆失真。比如艺人陈玉凤回忆：从1968年开始，宁波书场不再有评话等曲艺演出。作者通过查阅《宁波大众》，发现自此年以后，宁波书场的演出广告彻底消失，可以验证口述的内容。这种二重法能使本书许多结论经得起推敲，避免口述史常见的自说自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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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突破传统区域史写作的对话

    笔者发现作者并不满足于汇集材料，而是强调对话机制，展示本书企图突破传统区域专门史写作范式的追求。

    与南方评话——特别是苏州评话、扬州评话、上海评话、杭州评话等展开持续对话，避免了区域史常有的见林不见树的问题。放大观察框架，区分相近曲种异同，能更清晰地描述、定位宁波评话。

    评话的出现和繁荣与市民阶层出现、发育壮大是密不可分的，作者引用了解军的《金戈铁马——晚清以来苏州评话的研究》一书的研究结论，论证苏州评话、宁波评话二者相同的发生学基础。

    但即使苏州评话、宁波评话属于同一谱系的近亲曲种，两者的艺术整体风格还是有差异的。宁波评话更接近于上海评话，属于“海派”评话，节奏更明快、叙述更灵活生动，“宁波评话每个艺人一部书在一个地方一般只说15天，不像苏州评话动辄几个月”。宁波评话“为调动观众的兴趣，加大了插科打诨的内容，艺人非常注重噱头在书中的运用”；“宁波评话没有像苏州评话一样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简洁的对比，读者能迅速了解两种评话的艺术个性、特征。

    已经出版的曲种史是另一个对话目标。本书非常重视许多曲种史轻视或盲视的材料，特别是市场（经济）类的材料，强调评话的市场（经济）元素是本书区别其它曲种史的特点之一。本书不仅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市场（经济）类的材料，还依据此类材料，深度解析评话的产业属性和兴衰与老百姓生活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改变曲种史仅仅是一个艺术史的单一视角。

    作者利用了三则经济类材料：（1）民国初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宁波劳工的日工资；（2）当时影院或戏院的票价；（3）因宁波当时书场的票价无资料可查，参考同时期苏州书场的票价推算宁波评话的票价。通过比较当时各娱乐项目的票价与劳工的收入，解释了劳工群体为什么成了宁波评话庞大的观众来源，揭示了宁波评话成为民国时期最受欢迎的曲种之一的经济原因。作者从不同角度阐述、论证宁波评话在民国时期的繁荣有着必然的经济基础，这比模糊的定性说法更令人信服。

    本书搜集的经济类材料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评话，还有可能为地方经济史提供十分有趣的细节。艺人符洪源保存的三个演出合同不仅直观地呈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评话演出市场的管理细节，还有基本稳定的票（物）价：1982年、1985年每张门票是0.15元，1986年提高到0.2元。在简短的合同里，还有一项颇为有趣的收费内容——场方提供住宿，但需向艺人收取每晚0.2元的棉被折旧费。诸如此类的实物复活了当年生活状态，历史记忆成为可触摸的鲜活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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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新史学观下的探索实践

    二十世纪以来的新史学（微观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或日常生活史、历史人类学、年鉴学派等）倡导的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心态的理念，成为作者搜集、分析材料的理论资源和观察、剖析对象的利器。

    因为评话是一门大众艺术，仅从文化程度来分层，无论是说书人还是听众，几乎都是平民阶层。倘若以“阳春白雪”为前提，是难以契合宁波评话这一研究对象，从而准确地解剖评话构筑的地方性老百姓的观念世界，衡定宁波评话的价值。实际上，宁波评话的艺术个性，在透露地方性平民的观念层面，比其它曲种更直接、更突出。因为宁波评话的一部书目，讲故事最多占到百分之六十左右，还有百分之四十要评，有“千斤评，四两说”的说法。“评”是指艺人以说书人的角度对故事中的人物或事件用说书人的角度进行评议。分析说书人“评”的内容，更能理解基层百姓的所思所想。

    总之，从宁波评话观察了解宁波社会，从宁波社会分析宁波评话，这是本书更有价值、更引人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