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飞

    由柔石儿子赵帝江和姚锡佩合作编纂的《柔石日记》共为六辑，分别为“逝影”两辑，记录日期为1922年5月21日至1923年6月22日，这是柔石就读浙一师时的日记。第三、四、五辑为“从心所欲”“慈溪时期”“北京时期”，所记录短则一周，最长三月余，时间都不长，也不完整。第六辑“上海时期”，记录从1928年12日23日开始至1929年12月22日止，是结识鲁迅先生后的日记，对于柔石个人成长史以及中国新文学史来说，都具有研究价值。

    1922年的柔石正满20周岁，是他浙一师即将毕业的最后学生时光。在将迈向社会的时刻，柔石也存在“五四运动”以后知识青年普遍存在的“苦闷彷徨”心绪，那些迷茫与不安在《柔石日记·逝影》里处处流露。1922年5月21日那天，是日记开端之日，柔石是这样写的：“一回想，就觉到二十年的人生，不知怎样过去……虽然常常留心过人生问题，或与几位吃素的妇人谈论，但总模糊了结或弃置如故，总说不出怎样的一回事。”这时候的柔石带有学生腔的颓丧与烦恼，他在1922年9月20的日记里写道：“我只觉得一刹那的过去，恍恍惚惚的过去了。我极似黑夜的旅行者，在地球行走……向远方走去，一切在我身旁都是空空似的。”同年11月24日，他写道：“我近来的生活是怎样？紊乱的，机械的，烦恼的。”在1923年5月1日那天他有些愤怒地写下：“近日来过的是渣滓的生活，刻薄说一句，还是反刍动物所反刍齿缝中溜出来的涎货生活！”这些都是柔石在浙一师毕业前夕真实心情的写照。我们知道，文学写作可以虚构，为情节与人物塑造需要，可以有自己内心想法不一致东西在作品中存在。但私密的个人日记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日记都是写给自己一个人看的，属心迹记录，是最真实的表露。从这两辑日记我们可以窥见柔石当时的心境就处在彷徨无助、苦闷躁动的状态，也是他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寻找方向的心语。

    浙一师毕业后的柔石，在杭州当过半年的家庭教师，虽然衣食无忧，但整天和孩子打交道，非他本愿。辞去家教后，他到慈溪普迪小学教书，参加了读书会之类活动，视界有所开阔。但一生之中仅仅当个小学教员，也是柔石所不愿意的（这可以在1928年10月25日柔石给哥哥平西的书信得到确认）。于是柔石在1925年跑去北京，与现在“北漂”有所区别的是，他去北京是到“北大”当旁听生。也就是在旁听的一年中，他见到了在北大授课的鲁迅先生。柔石后来又回到镇海、宁海等地继续从事教育事业，甚至一度还当上了宁海的教育局长。但当上局长的四个月后，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亭旁农民暴动”是以宁海中学为策源地的，暴动失利后，柔石这个教育局长无疑会受到一些牵累的。于是柔石被迫从宁海出走，离妻别子避到上海另谋生路。从浙一师毕业至1928年6月从宁海家乡出走，这五年很不安定的生活，给柔石积累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其间他创作了《旧时代之死》这部长篇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品，已很具文青范了。

    柔石到上海后，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鼎力帮助。正是鲁迅先生为柔石这个落难的文学青年指明了有意义有理想的奋斗方向，才使柔石形成了从彷徨到刚强的人生蜕变。我们读《柔石日记》第六辑“上海时期”的内容时，可以结合《鲁迅日记》参照阅读，发现时间点上能够互相印证，足见在上海时期的柔石和鲁迅先生是走得很近的。且不说1928年9月后比邻而居的相处，鲁迅先生在1928年11月3日至1930年6月24日的日记中，就有70多处记写到了柔石。而且当点到有一群文学青年登门拜访时，总是把柔石记在第一位的。鲁迅和柔石或饭后共同聊天，或相邀去咖啡馆，或一起去看电影……鲁讯相信柔石，有时候会托柔石为他办点个人的私事，比如跑跑腿，去邮局寄书、上银行代取款项等等。

    1928年9月鲁迅从景云里23号搬到18号居住，就把原来自己居住的23号介绍给柔石和王方仁 、崔真吾他们住，成为了近邻。当年11月鲁迅还和这三个年轻人一起，建起文学社团朝花社，创办《朝花周刊》和《艺苑朝华》。办刊实行股份制，每人占到一股，当时柔石入股资金还是鲁迅垫付的。鲁迅又让柔石和没有家眷的青年一起在他家里搭伙吃饭，这样一来，柔石接近鲁迅的机会就更多了，犹如家人一般的贴心了。《朝花周刊》后来改为《朝花旬刊》，是文学期刊；而《艺苑朝华》则以介绍木刻版画作品为主。鲁迅对于版画，一向情有独钟，志在引进这种刚健质朴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达到改变国民精神的目的。而柔石恰恰也是十分地喜欢木刻版画的，共同的爱好让两人有更多愉快的话题，加上柔石生性勤快又正直善良，这些都是他快速赢得鲁迅信任的原因。

    在1928年9月13日和10月25日柔石写给哥哥平西的两封家书中，他写道：“福已将小说三册，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内二册共有字二十万，名《旧时代之死》，分上下两卷，福于暑间费两月之心力，修改并抄成之，底稿则为两年前在杭构成之。”“福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元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福总想做一位于中国有贡献的堂堂的男子。我现在已经有做人的门路了，只要自己刻苦，努力，再读书，将来总不负父母之望。”从这两封家书里我们可以看到，短短几月，柔石已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这“门路”就是鲁迅先生给的。对柔石的个人生活、著作出版、社交活动等方面，鲁迅都给予关怀和提携。

    《柔石日记·上海时期》于1928年12月23日开始记录的，那一天柔石这样写道：“吃晚饭，我和鲁迅先生谈起，他说：‘最好将这种黑暗写成一部书，譬如他们办学的人，现在如此卖学生，再过几年，他又去办学，又会有一批学生去的，哪个再记得他。’我闻之，泪几下。以后又谈起中国人素来没有信仰的，从来没有宗教的战争，道士和和尚，会说三教同源，哪里有什么信仰。都是个人主义，要个人能活下去就是。中国革命之失败，就在这一点。” 1929年2月9日，柔石这样写道：“从吃晚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我们四人（内有建人先生和许广平），几乎从五千年前谈到五千年后，地球转了一周，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那一次吃的是年夜晚，鲁迅把柔石当作自家人了。短短的半年内，鲁迅已经十分信任柔石这个身边的文学青年了。《柔石日记》最后一篇终于1929年12月22日，他写道：“好几次，我感觉到自己底心是有些异常的不舒服，也不知为什么。可是，在周先生家里吃了饭，就平静的多了……鲁迅先生底慈仁的感情，滑稽的对社会的笑骂，深刻的批评，更使我快乐而增长智识。”

    自这则日记后，我们再也找不到柔石以后更晚的“日记”了。1929年至1930年期间，柔石一边忙于编辑岗位事务性工作，一边在文学创作上旺盛喷发，不仅在刊物上发表了诗歌、独幕剧、短篇小说与随笔，还结集出版了《希望》《旧时代之死》《二月》等小说集。还在1930年3月号《萌芽月刊》隆重推出《为奴隶的母亲》，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这时候柔石的笔触师承鲁迅，直面现实，写作重心从对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的描述，转向对底层百姓悲伤与不幸的叙述，转向对统治者暴政与虐杀的控诉，思想觉醒的成份明显增强了。这阶段的柔石不仅仅在文学创作上体现出一个革命者的觉悟与境界，更是身体力行积极地投身于革命的行动上了。

    1929年10月开始，柔石作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参加了筹备活动。1930年5月，经冯雪峰等介绍，柔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或许，处在白色恐怖时期，出于安全考虑，柔石觉得不再适合用日记形式，记录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