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坚

    2009年，中国艺术家宋冬在纽约现代艺术馆办了一个主题为“物尽其用”的艺术展，展出的是其母亲生前“收藏”的一万多件物品。这些物品过时了，缺乏当代美学价值，比如笨重的座钟、艳俗的彩色搪瓷果盘、镶嵌镜子的松木衣柜、简陋的塑料玩具；甚至是应该废弃的，连使用价值也失去了，比如过了保质期的药品、化石一般坚硬的肥皂、空牙膏筒皮、破布头。然而，在这些陈旧的、琐碎的、杂乱的物品密密麻麻地占据展厅，将展厅变成“垃圾回收站”之际，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无法忽视的过往时代，是一份难以忘却的家庭档案，是一道不可抹除的生命痕迹。

    宋冬说，他的母亲赵湘源曾经告诉他，“破家值万贯”。这些看似垃圾的家什，构成了他们的“破家”。他的母亲经历了相对不富裕的年代，“物尽其用”是她的生存策略和生活哲学，也是她那一代人的集体意识和惯性思维。这个展厅里的所有东西，挽留了这个“破家”具体的、踏实的、有温度的记忆。

    以旧物为媒介，以艺术为媒介，启发人们思考旧物与活过的生命的关系、记忆断裂与价值错位的关系、日常生活与消费社会的关系、私人历史与时代巨变的关系，构成了“物尽其用”这个展览的意义。对物的价值、物的命运的思考，也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命运的思考。

    郁伟年先生又写了一本“怀旧”的书，《四时家什》，记载了100件老物件，如煤油炉（宁波话为“五更机”）、煤球风炉、锡瓶、棕绷、马灯、帽筒、痰盂、马桶车、药臼、铜盘秤，等等。他嘱我写一篇书评，我马上想到了宋冬的“物尽其用”展览。许多物品的生命周期是短暂的，比如上述物品，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也可以认为，上述物品在完成其使命之后，便被新的物品淘汰、被人遗忘了。郁伟年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每每见到老屋里的这些老物什，都会想起用过它们的已经逝去的前辈亲人”，“眼眶会不由自主地湿润起来”。郁伟年的写作初衷是“睹物思人”，并由此期待“年轻一代通过阅读了解前辈的日常生产生活，传承起自然生态、节俭朴素的生活方式”。且不论年轻一代是否对这些家什和前辈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是否有了解的兴趣，我认为，这本书依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很少有人去写这方面的题材，或者是不屑于去写，认为这样的文字是“无用”的，正如这些旧物是“无用”的。

    当宋冬把他的母亲囤积的无用之物展示给观众的时候，这些物品被放置于另外的语境之中，因而转换了语义，成为值得凝视的文献、文物或艺术品，而不是功能性的家当、有价商品或者失去功能性的破烂、垃圾。同样，当郁伟年记下自家老屋里的家什的时候，他也安排了一个新的语境，提醒人们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出发，理解那个远离浮华而淡于利欲、生活贫困却容易知足的时代。不同的是，郁伟年对于旧物的态度是怀念式的、诗意的、浪漫的，这也许是因为他本人曾经触摸、使用过这些旧物，他的文字竭力保存留在这些旧物上的身体的余温，而宋冬对于旧物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加入了更多的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以及对于商品文化的反思。

    在农业社会里，“物尽其用”是一种美德，而且几乎没有“垃圾”的概念：旧的东西可以修补，新的东西倍加爱惜，几乎没有食物被浪费，人畜的粪便被当作有机肥料，物的循环利用是天经地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到了现代社会，出现了都市空间和流行节拍，出现了过剩的商品和过剩的欲望，出现了人口的集中居住和垃圾的集中堆放。所谓垃圾，就是商品的另一个极端，就是人被商品控制之后无法分解的欲望冗余。

    由此，我还想到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城市中的“拾垃圾者”：“他在大都会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或丢失，被它遗弃、被它踩在脚下碾得粉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搜集起来。他仔细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在本雅明看来，商品必须被赎回，垃圾必须被拾掇，因为与商品产生共鸣才能感受现代人自身也是商品。“拾垃圾”是现代人的精神自救，诗人波德莱尔在深夜寻找灵感的样子与拾垃圾者的形象无异，收集碎片就是缝合散乱的历史，安顿游荡的灵魂。“拾垃圾者”是现代文人的某种身份表征，他说，“我所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拾垃圾者的工作”，即从现代性的废墟里，从被厌弃的物品里，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拾起可辨认的碎片，收藏记忆并发掘意义。如果从无用的“垃圾”里发掘出情感、记忆与历史、传统，那么，这些“垃圾”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事物，具有“无用之用”，体现现代性的审美价值。

    （《四时家什》宁波出版社2022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