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锋主编的84册《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

邹建锋近照。受访者提供

邹建锋发现珍稀版本的阳明文献。

    邹建锋，宁波大学哲学和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我国阳明文献研究的重要学者。过去20年间，他行程10多万公里，足迹遍布10余个城市，完成了全国阳明文献大调研。

    阳明文献，既包括《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阳明先生年谱》等经典，也包括王阳明朋友、学生的文集，这些是为发扬阳明心学留下的“续篇”。

    数年来，邹建锋陆续发现了多部《传习录》孤本。在他的推动下，这些孤本得以影印出版，化一为万，充实了阳明学的“文本库”。

    古籍普查枯燥乏味，邹建锋何以坚持多年并乐在其中？近日，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半路出家”的文献学者

    邹建锋是1997年江西省崇仁县的高考文科状元，本科在同济大学读行政管理。1999年冬天，他在朱义禄教授的专业课“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接触到古典文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

    “朱教授是宁波梅墟人，《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研究明代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书中以王阳明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那个时候起，邹建锋便在心里埋下了“阳明”的种子。

    邹建锋对大型文献“有感觉”，始于2002年在上海大学攻读硕士期间。凭着兴趣，他翻阅了大型丛书《正谊堂全书》中有关宋明理学与养生部分的内容。2006年在苏州大学读中国哲学博士时，他又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有关儒家学者特别是明清的部分“全部过了一遍”。

    他喜欢田野调查，穿越深山田野，寻访先贤讲学地，“走先贤走过的路，感受他们的感受”。他曾到宁波鄞州山区调研明代理学先驱黄润玉的讲学书院，到上虞调研明代理学家潘府的故居和讲学地，这些行走都使他受益良多。

    邹建锋常说，自己做文献是“野路子”“半路出家”，多亏遇到好的老师和引路人。博士毕业后，他入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钱明、束景南等名宿影响下，一头扎进阳明学。“我的工作主要是收集阳明心学文献，调研、拍摄、复制。那几年，在李旭、刘丹等先生的帮助下，我开始注意北方阳明心学文献，出版了《北方王门集》。”

    听了束景南先生三年的课，邹建锋又开始撰写《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天天在图书馆里“浸泡”，四年完成了20多万字的专著。

    还原“南大吉本”《传习录》

    在杭州期间，邹建锋偶然有一次从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购买到阳明著名弟子徐霈的《东溪文集》，虽然是清刻本，却是一部孤本。这是邹建锋“重金”购买的第一个孤本文献。

    对于从事文献学的人来说，发现孤本是让人非常兴奋的事。2016年，邹建锋入职宁波大学，侧重阳明文献研究成了更顺理成章的事。在2017年到2019年的3年之间，他凭一己之力，完成了全国阳明文献大调研。

    依托《阳明文献汇刊》《中国古籍总目》和CALIS文献系统，邹建锋对温州、上海、南昌、广州、北京、长春、济南、南京、天津、芜湖等地进行了地毯式搜索，或拍摄，或复制，尽可能地去获得稀见珍本文献。

    在温州图书馆，他获得了黄润玉文集的孤本影印本；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他顺利从《明别集丛刊》里影印了大量的阳明后学文献；在上海图书馆，他发现有一本《传习录》应当是万历重刻本，但题录却说是南大吉刻本，存在认识的误区。

    南大吉是王阳明的学生，他在嘉靖三年刊刻的《传习录》是已知最早的《传习录》刻本。然而这个版本早佚，关于它的篇幅、内容，是版本学界热衷于讨论的话题。谁能还原最接近原始状态的南大吉本，谁就能获得相关领域的话语权。

    一次，邹建锋在国家图书馆翻阅不同版本的《阳明先生文录》，意外发现嘉靖二十九年的《传习录》，写的是“重刻南大吉本”；在日本深川真树先生帮助下，他又得知一家日本图书馆藏有嘉靖二十三年的德安府刻本；2021年春，他发现嘉兴图书馆藏有嘉靖刻本《传习录》，虽是残本，但比德安府本更接近南大吉原刻本。多个版本互相比较，南大吉本的原貌逐渐清晰。

    “之所以要追寻南大吉本，是为了破解困扰学术界五百年的谜案——钱德洪的‘八书’之谜。”邹建锋解释，在后世另一位阳明弟子钱德洪于嘉靖三十三年编的《传习录》中，收了八封王阳明的书信，其中一封写给兵部尚书聂豹，一封写给礼部尚书欧阳德，但这两封信并不见于嘉靖三年南大吉本的《传习录》。

    嘉靖八年，王阳明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学说一直被斥为异端，不得通行。“从版本学上看，那两封被增加的信显然是钱德洪有意加入，用聂豹和欧阳德这两个有身份的弟子，来为王学背书。”邹建锋说。

    显而易见的效果是，两封书信加入后，《传习录》果然得到更好的推广，钱德洪的“小心机”客观上助推阳明心学成为显学。

    摸清阳明文献“家底”

    调研阳明文献的过程中，对邹建锋来说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体会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

    在调研的基础上，2021年4月，邹建锋出版了84册的《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选目上与通行的《阳明文献汇刊》《阳明文献集成》皆无重复。

    《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中收录了众多阳明文献的的珍稀版本。新收四种明刊本《传习录》中，嘉靖刊本多达三种；还收录了胡宗宪刊本《阳明先生文录》，是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的底本；还有郭朝宾本的《王文成公全书》，被最新考证为《王文成公全书》的初刻，该底本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极为完整。

    除了主流的阳明文献，《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还收录了《经世全书》《皇明经世文编》等书中的阳明作品。这些文本都有助于人们理解阳明学说在明代后期所呈现的复杂文化形象。

    2022年10月，邹建锋主持出版了多达400册的《阳明心学文献丛刊》，辑录阳明以及阳明后学的有关文献200余种。

    “阳明文献的发掘整理，是阳明学研究得以深入的基本条件。广义上的阳明学研究，应当包括对阳明本人以及阳明后学的研究，这些文献对于研究明清阳明学的演变及更广的明清思想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邹建锋说。

    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