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龙召 摄

    □司马雪

    对于《周易·系辞》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的注解，流传比较广的，莫过于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说的这段话：“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

    从理论上来讲，“系辞”原是《易经》的附录，是古人对《易经》最接近本来面目的注释和讲解。很佩服“古代的古代”的人们的悟性，他们看懂了，能够心领神会。但到了古代，很多人已经看不懂对他们来说是古代人的说法，于是又需要对原先的“注释和讲解”（“系辞”）进行注释和讲解了，因而就有了郑玄的这些话。

    对现在的人来说，郑玄的这些话又成了天书，没多少人能看得懂。现在的人唯一能确认的是，郑玄真的没有直接说过“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这样的话。

    其实《汉书·律历志》比郑玄更早提到“天以一生水”，它说：“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镇星。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

    土。五胜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这里的辰星、荧惑、太白、岁星、镇星，指的是水星、火星、金星、木星和土星。所谓“周”，就是“周天”，是指星体绕天球（以观测者为中心所假设出来的标注天体位置及运动的球体，天空中所有的物体都可以当成投影在天球上的物件）大圆一周，或者是指一定时间的循环。“五胜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说的是具体的推算方法。

    《汉书·律历志》里提到的“天以一生水”，说的是天文历法上的事，这里的“水”通常解释为“水星”；“生”相当于“出也”（《广雅》），出现的意思。郑玄的“天一生水于北……”，讲的是事物“生”“成”的时序节点以及地域方位，是不是对“天以一生水”的进一步发挥，讲的也是这么一回事，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天一生水”的说法，算是流传了下来。

    东晋玄学家、训诂学家韩康伯说过：“《易》通万物之志，成天下之务，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所谓“覆冒天下”，就是能涵盖一切，包罗万象，解释所有事物的成因和世间一切现象。譬如我国古代为什么是1斤等于16两？“十六两成斤者，四时乘四方之象也”（《汉书·律历志》）。同样，“天一生水”似乎也可以“覆冒天下也”，既可以具体解释日月星辰的出现与交会；也可以

    象征性地说明与五行有关的一切事物的“生”“成”规律——因为所有的事物都可以附会五行相关的特性，说得通就行；还可以理解为泛指天地万物的起源——“故天一生水，一者万物之所由生也，一之生无穷，万物之生生亦与之无穷，故一者万物之始终也”，道家似乎更着重这个意思。

    “天一生水”中的“水”，尽管众说纷纭，但唯一不能划等号的，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日常生活中的水。倘若通过五行的概念，仅仅觉得“水克火”就是“用水灭火”，那就是思维简单化了。而藏书家范钦，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头脑简单的人。

    现在的人知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基本是从乾隆皇帝那里看到的。

    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开启了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那就是纂修《四库全书》。当时的皇家藏书捉襟见肘，于是只能动员全国的藏书之家进献图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全社会参与。天一阁是积极响应者，连乾隆皇帝都知道：“浙江宁波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估计乾隆皇帝也觉得好奇：天一阁到底是座什么样的藏书楼？怎么会有这么多稀缺性的藏书呀？存续时间这么久、藏书保存得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奥秘？

    乾隆三十九年（1774），对于《四库全书》的纂修来说还是起步阶段，不要说八字还没一撇，连半撇也还没有，乾隆皇帝就开始未雨绸缪，考虑《四库全书》的收藏问题了。他觉得，“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想要模仿天一阁的“藏书之法，以垂久远”。或许，在乾隆皇帝的眼里，天一阁的“藏书之法”，首屈一指，天下第一。

    因此，要进行调查研究，要把天一阁的底细弄清楚。于是乾隆皇帝下了一道上谕：问天一阁藏书房屋、书架造作款式。他要照葫芦画瓢。

    在《四明谈助》收录的这道上谕，具体文字是这样的：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浙江宁波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因加恩赏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甚精。着传谕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具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寅著未到其家之前，可预邀范懋柱与之相见，告以奉旨，因闻其家藏书房屋书架造作甚佳，流传经久，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故今我亲自看明，具样呈览，尔可同我前往指

    说。如此明白宣谕，使其晓然于心，勿稍惊疑，方为妥协。将此传谕知之，仍着即行奏覆。

    说实话，这上谕够婆婆妈妈的。“着传谕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具准样，开明丈尺呈览。”——这些都是正常的任务交代，告知办什么事情，说得过去。“寅著未到其家之前，可预邀范懋柱与之相见，告以奉旨……”——这样的叮嘱，是告知具体怎样去办，就显得有点“苦口婆心”了，似乎担心寅著鲁莽行事，会把事情搞砸。不过乾隆皇帝的出发点是好的——“如此明白宣谕，使其晓然于心，勿稍惊疑，方为妥协”。或许在乾隆皇帝的脑海里设想过这样的场景，寅著耀武扬威地带着一帮搞测量测绘的人直闯天一阁，弄得一惊一乍的，吓得范懋柱还以为朝廷要把天一阁拆迁到北京圆明园里去了。

    上谕中提到的寅著，时任杭州织造。织造，也叫织造监督，是明清时期负责江南织造衙门的长官，属于钦差官吏。织造，作为一个衙门，主要负责织造御用、内廷所用以及官用的绸缎布匹及其制品的事务，管理织务、机户以及征收机税，也负责采办其它用品，还需要完成皇帝交办的其它事务。“问天一阁藏书房屋、书架造作款式”，就是乾隆皇帝给杭州织造寅著临时交办的事务。

    过去皇家或官府造房子，式样都有讲究，需要遵守规范，这里除了一般人略有了解的不能僭越之外，还有许多门道。譬如唐朝的时候，皇家“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为什么长度是“三百六十步”见方？因为“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总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唐高宗《定明堂规制诏》）。“自降院每面三门，同为一宇，徘徊五间”。为什么？“按《尚书》：一期有四时，故四面各一所开门；每时有三月，故每一所开三门。一期十有二月，故周回总十二门”。“基高一丈二尺，径二百八十尺”。那又为什么？“按《汉书》阳为六律，阴为六吕，阳与阴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按《周易》三为阳数，八为阴数。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丈”。

    正因为有这样的讲究，要与《周易》呀《尚书》呀扯上关系，寅著带人在测绘天一阁的建筑样式时，自然要赋予其形制高大上的意义。天一阁上层一个通间，底层六个开间，这不就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意思吗？这不是跟《周易》七拐八弯地扯上了关系吗？他根本不会去考虑，范钦先生当年在楼上弄一大通间，或许纯粹是为了藏书的方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