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波

    冠峰，是一座山的名字，位于浙东宁海西南隅。它的主峰鸡冠尖海拔868米，就像一只昂首的雄鸡，耸立在天台山脉的群峰之中。冠峰，又是一个地域的名称，当年属于宁海县王爱公社（现属岔路镇），是山岙间16个自然村组成的一个片区。

    1973年，一些中学的高中在停课多年以后已经恢复招生，但僧多粥少，大部分初中毕业生未能升学。于是，按照毛泽东“五·七指示”和关于“把学校办到各个山头上”的“七·三○指示”，宁海县在全县各地办起了47所半农半读的“五·七学校”，而“冠峰五·七学校”（习惯上称冠峰中学），是校址最高、最偏远的一所。

    我于1972年初从桑洲中学初中毕业后，去三门湾畔的青珠农场打零工，人虽在棉花地里劳动，但心底里还是渴望能有机会进学校读书。冠峰中学的开办，给了我希望。经过一番争取，我终于收到了入学通知书。

    1973年3月15日，一个草木萌芽的春日，16岁的我挑着铺盖行李，带着锄头柴刀，跋涉五六十里崎岖山路，和58位同学一起，成为冠峰中学的首届学生。

    建 校

    冠峰中学的校址原先是公社林场。两栋乱石垒砌的“山厂”（管山人休憩的房子）蹲伏在离鸡冠尖百米之处的山坡上，一栋用作教室和男生宿舍，另一栋是厨房、教工寝室和女生宿舍。“山厂”四面透风，碰到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高山上的春天潮湿而寒冷，同学们大多只带了一条薄薄的粗布棉絮被，垫的是用稻草编织的“稿毡”，为了抵御夜寒，时常两个人拼铺取暖。于是，开学伊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建造新校舍。

    建校舍首先需要砖瓦。学校请了专门的烧窑师傅，学生们就成了“小工”，抬石挖土，在教室旁边的山坡上建起了一座“窑厂”。在烧制砖瓦的日子里，我们自己动手和泥制作砖坯，翻山越岭砍来烧窑用的木柴。烧窑是一门技术活，每逢封窑之夜，唯恐火候掌握不好影响砖瓦质量，大家轮流值班守候窑前，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到了出窑之时，同学们排成长队，“击鼓传花”般接龙传递新烧成的砖瓦。刚出窑的砖瓦温度很高，就像“烫手山芋”一样，每个人一接到手就马上抛给下一人，一旦失手，往往笑声、喊叫声响成一片。

    学校所在位置地势高低不平，两排“山厂”之间有好几米的落差，唯一通往山外的一条羊肠小路蜿蜒曲折，也没有一块稍微开阔的平地可以用来上体育课。在建造新校舍的同时，师生们开始营建校园。先是拓宽进校道路，在路两旁栽上水杉；再是将校舍旁的一块水田平整后作为活动场地；后来又削平一个小山包，造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操场。山上只有石头和泥土，操场上用来跳高跳远的“沙坑”徒有其名，同学们走十几里山路来到白溪一担一担挑来沙子，才有了名副其实的“沙坑”。

    1974年秋天，当第二届学生进校的时候，终于有了明亮的教室和温暖的寝室，有了校园林荫道，有了高山运动场，教室里的书声伴着运动场上的呐喊声，人迹罕至的冠峰山有了真正的学校。

    上 课

    全班同学中，最大的21岁，最小的14岁，大部分是十六七岁，都是初中毕业在家务农一二年后再进学校，大家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加上出门就是大山，离最近的村庄都需要走半个小时，只要不是劳动时间，同学们都是在教室里学习。起初是在“山厂”里上课，一阵山风吹来，书本簿子到处乱飞。山里不通电，到了晚上四野一片漆黑，只有教室里悬挂的汽灯发出白光，并伴随着“嘶嘶”的声响和若有若无的煤油气味。我们每天晚上就在发白的灯光下自修。这种情景，现在想起倒是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莫道萤光小，犹怀照夜心”的意境。

    入学第一年，全校一共就四位教职工。章必君老师教数学同时负责教务，陈贤能老师教物理兼会计，柴相观老师教语文兼总务及出纳，还有一位食堂炊事员王乘形。公社教办主任夏方丁老师负责学校的筹办工作，也经常在学校办公。到了第二年，王廷端老师调来担任学校负责人，倪安铨、卢崇辉、柴振亚等陆续调入，成了我们的任课老师。

    柴相观是我高一时的语文老师。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在国民党的军队里经历过抗战硝烟，又在共产党的建设兵团里屯垦戍边。我偏爱语文，听说柴老师来自遥远的新疆，使我对语文老师、对语文课充满了期待。柴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子瘦高、面容清癯，有一种饱经沧桑的神采。他讲解字、词、句细致落实，分析课文条理清晰，这促使看书浮光掠影的我耐下心来钻研课文。开学不久，学校交给我一项任务：编写节目反映创办“五·七学校”的情况。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趴在床铺上写出了一个剧本。初稿交出后，柴老师花了很多功夫替我修改润色，还请他曾经是新疆建设兵团八一农场文工团演员的夫人担任导演。虽然这个剧本最后没能上演，但让我尝到了创作的快乐。

    到了高二的时候，语文老师换成了倪安铨。倪老师曾经是湘湖师范的教师，据说是因为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回家。他有着一种老派教师的风范，文弱谦和，知识渊博，对同学和蔼可亲，对教学却极其顶真。那时的课文并没有多少文采，但倪老师的讲课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语文世界和文学世界的丰富多彩。也是在这段时间，我迷恋上写诗作文，其他同学一周最多上交一篇，而我是每天一篇。倪老师不厌其烦地为我批改，除了字句的修改，更多的是对习作的整体评点，有时批改评点的文字比我的作文还要长，成了我写作的教科书。这使得我每次将作文交上去以后，心里就有了一种期待，盼望和等待着倪老师的评点。

    因为是“五·七学校”，上课时间比普通学校要少很多；因为学校办在偏僻的高山，学习环境也就闭塞；因为是新办学校，没有图书室也没有实验室。但当时的我已经十分满足，心中充满了感激。我感激我的学校，为我提供了继续读书的场所，使年轻的我心存希望；我感激我的老师，在特殊的年代指导少不更事的我走过了一段特殊的路程，无论是语文、数学还是物理、化学，老师在我们心田播下的知识种子，遇到春风就会发芽生长。正因为有了冠峰中学这两年半的学习，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会来临，我才会有勇气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考试。

    劳 动

    “五·七指示”要求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由于条件的限制，“兼学别样”在我们学校就只剩学农了。入学以后，每周有两天半的劳动课，修建校园期间，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劳动，往往是放下课本便拿起竹杠扁担。

    公社林场留下的106亩茶山成了学校的劳动基地，“以茶养校，茶边育人”，茶树的培育管理，茶叶的采摘制作都由学生承担。冬天，开垦茶山、深锄茶畦，往往寒风扑面但又汗流浃背；春天，绿满茶园，云雾绕缭，同学们捧着脸盆，分散在茶垄间采摘茶叶，看起来充满诗情画意，但时间一长，就感到单调乏味。开始的时候茶叶产量较少，采摘下来的茶叶都由我们自己手工制作，但到了旺季，大量鲜茶来不及制作，只得挑到八里地外的天台县横山顶村去加工。无论是风雨之天还是漆黑之夜，同学们都要沿着崎岖的山道，将鲜茶叶送去，把成品茶挑回。

    每到周末放假下山的时候，学校就组织大家顺路替供销社担货，赚一点“脚力钱”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有时候也去各个山村将赞助办学的木头、毛竹扛到公社所在地高塘出售。两个年级上百个学生，肩挑背扛，在盘旋的山路上长蛇般行走，气势颇为壮观。

    同学们绝大多数来自农家，劳动是童子功；我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因为是“居民户”，真正的农活干得不多，高强度的劳动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开始的时候，砍下木柴不知如何捆缚，捆好了又没办法穿进竹杠。别的同学可以挑上百斤的货物、扛四五根大毛竹，而我挑起担子颤颤巍巍，扛着竹木摇摇晃晃，没有少出洋相。每当这个时候，总有同学伸出援助之手帮我解围。好在那时青春年少，再不缺的就是热情和朝气，往往一天劳动之后精疲力尽，睡了一觉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渐渐地，我也能够在陡峭的山崖攀上爬下砍柴伐木，在蜿蜒的山路挑着担子健步如飞，劳动不仅使我学会了技能、增强了体力，更是磨炼了意志、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