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峰》报

    1974年，学校以“大批判习作组”的名义创办了一份小报，取名为《冠峰》。《冠峰》报创办的目的当然不完全是为了“批林批孔”，更主要的是作为学生的习作园地，但刊登的文章肯定少不了这方面的内容，由此也留下了特殊年代的痕迹。

    学校成立了《冠峰》报编辑组，陈贤能老师是主编，我作为编辑组的骨干，在陈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刻蜡纸，熟悉了组稿、编辑、排版、刻写、油印和分发的全部流程，干起来劲头十足，课余时间基本都花在这上面。《冠峰》报每期两张8开纸，每大周（学校采用两个星期为一大周、周末放假两天的作息制度）出版一期，每到出报之日，编辑组的同学总要加班加点，忙得不亦乐乎。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大周除了作文之外，不管是否采用，必须为《冠峰》报提供一篇稿件。同学们都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在《冠峰》刊登，因此写作热情都非常高涨。

    《冠峰》报的发送范围是全县各个“五·七学校”和普通中学，一部分通过同学们周末回家捎带过去，也有一部分采用邮寄。当时全县其他中学都没有自办校报，《冠峰》报的创办产生了一定影响，县教育局曾几次表扬，说冠峰中学这样的学校能办出这样的校报，值得各校学习。在毕业之后的1976年，一次去县城，我无意中参观了县里举办的“教育革命成果展”，在展厅里竟然看到了《冠峰》报和我的一本作文簿。

    当时，令我印象最深、感到最兴奋的，是县广播站采用了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刊登在《冠峰》报上的文章。记得是一天傍晚，山野一片寂静，我站在广播喇叭下面，听着从遥远的县城翻山越岭传送过来的声音，当听到播音员念出我的名字和我写的文章时，我禁不住激动得喊出声来。老师和同学们闻声而来，也都兴奋不已。

    《冠峰》报成了我最初的写作园地和最早的“工作岗位”，每一次捧着新印出的飘着油墨芳香的报纸，我都会品尝到劳动的快乐，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开门办学”

    那时候强调“开门办学”，虽然我们学校本来就是半农半读，但同样要求学生走出校门，到农村去，到贫下中农中间去办学。

    记得是1974年的秋天，正是晚稻收割的季节，我们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下山到了王爱公社的高塘、夏孔、西山等大队，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帮助生产队割稻，晚上在昏暗的队屋里向社员宣讲理论。同学们按照分到的题目，早早就开始准备，我宣讲的内容记得是批判“好曲没有三遍好唱，好话没有三遍好讲”，大意是要永远学习、宣传、坚持继续革命理论。虽然我们这些讲的人“阿宝背书”般一知半解，听的人在“老烟盅”散发出的呛人烟雾里昏昏欲睡，但同学们还是十分认真。

    我们还编排节目，到学校周边的村庄去演出。印象最深的是两个节目，一个是小话剧《追报表》，讲的是生产队统计员为了一分钱的误差，千方百计追回已经送出的报表；再一个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场“深山问苦”。学校地处山区，没有外力可以借用，同学们就自导自演，我一人就演了统计员和杨子荣两个角色，还兼任报幕。每次到山村演出，古老的祠堂总是挤满热情的村民。我们也十分卖力，非常高兴能为难得看戏的山里人送去欢乐。演出结束后打着手电赶回学校，大家似乎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深夜的山路上洒满了歌声和笑声。

    学校还曾组织我们班级的同学去山村小学讲课。我去的是兰田庵小学。虽然只上一节课，但每个人都认真备课，作了充分准备。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个学生的山村小学，山里孩子对我们这些“老师”的到来充满了好奇和惊喜；孩子们的神情也使我们感到作为“老师”的光荣和责任。我们班里不少同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成了真正的老师，这次实习也许为他们打下了为人师表的最初烙印。

    生活

    班里的同学大部分来自那时的行政单位县属岔路区的各个公社，也有几位是其他区的，甚至有奉化的。每到第二周星期五的下午，大家浩浩荡荡出山，星期日又相约结伴，挑着在校12天所需的粮食蔬菜，爬山涉水返回学校，往往中饭以后从家里启程，到校时已是暮色四起。为了防止带来的粮食前吃后空，必须计算好每天的定量，我将热水瓶盖划上刻度作量杯，早餐少些，中晚餐多些；有劳动课时饭蒸得干一些，不劳动的时候就稀一些。带的菜大多数是盐炒黄豆、咸菜和豆瓣酱，里面加上一些肉丝算是最好的了。怕时间长了菜要霉变，我带了两个饭盒，一个蒸饭，一个用于全班同学轮着蒸菜。一次在返校的路上，系帆布袋的绳子断了，袋子滚到十几米远的山坡下，等我小心翼翼地爬下去去捡，发现装菜的玻璃瓶已经破碎。那次带的是咸带鱼，只得拣去玻璃渣子，洗干净了再吃。学校养了几头猪，每个学期会有一次会餐，桌上就是一个菜：洋芋烧猪肉。会餐按照班级分小组领菜，每个小组一脸盆。会餐这一天，就是我们的盛大节日。

    冠峰山高春来晚，风大雾气多，到了农历三月还会遇到冻雨天，风、雨、雪子一起来，草叶上、树枝上结起厚厚的一层油冰。到了夏天，地潮湿气重，有的同学身上发了湿疹，奇痒难忍。晚上蚊子密集，只得在教室和宿舍四周点起艾草驱蚊。隆冬季节经常出现零下十几度的天气，路上、屋檐上到处是冰凌。遇到大雪封山的日子，万籁俱寂，极目望去白茫茫一片，真正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时，我们只得“围炉读书”了。当然高山上也有美景。到了清明时节，冰雪消融，山泉叮咚，杜鹃盛开，百花争妍，竹笋拔节，树枝抽芽，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秋天也是好季节，白日天高云淡，夜晚清风明月，令人神清气爽。

    我们在那高高的冠峰山上，学习、劳动、生活了两年半，接受知识，锻炼体魄，有喜有忧，有苦有乐，经受磨炼，也收获希望。1975年的夏天来了，我们的高中生活也要结束了。同学们带着半是兴奋、半是留恋的心情，告别老师，告别亲手建造的校园，告别郁郁葱葱的茶山，沿着走过无数次的山路，走出大山，走向各自的远方。

    后记

    毕业以后我曾几次重返冠峰。冠峰中学从原先的高中改为初中、小学，直到1995年停办。这所学校从初创到鼎盛、衰落及至撤销，22年的历程划出了一条时代的轨迹。我盘桓在学校旧址，岁月变迁，物是人非。当年建造的校舍还在，但已经听不见朗朗书声；当年开垦的茶园依旧葱茏，但已经看不到采茶的身影；石墙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标语依稀可见，但实践这种理念的人们已经云散四方。

    我们这些在特殊年代度过少年时光的人，在回忆那些往事的时候，总是感触多重，甚至彼此矛盾，对于出现在那个年代的“五·七学校”，也是如此。站在今天回望过去，对当年的办学地点、办学方式，理性告诉我们并不可取。但作为一个亲历者，因为“五·七学校”，让像我一样的一大批人，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因为那段经历和人生的青葱岁月联系在一起，情感上又有着一份感念。

    “冠峰”已经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但那些日子不曾忘记；“冠峰”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但想起它，便想起了时代的印痕，想起了一代人的风雨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