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东军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

    荆轲刺秦未果而声名远播，他的故事《史记》和《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均有详细记载。史学两司马，对于同一题材的叙述却迥乎不同，对比阅读起来颇有意思。

    司马迁的笔下，荆轲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一去不复返”的壮士，是秦舞阳临阵色变时回首掩笑的使者，是“图穷而匕首见”左手把袖右手持刀的刺客，是事败时“倚柱而笑，箕踞以骂”，视死如归的勇士。

    司马光笔下的荆轲，少了许多生动的描写，删了副手秦舞阳的陪衬，多了燕太子丹问计鞠武的图秦谋略。

    刨去史学家这重身份，司马迁是文学家，司马光是政治家。同样写历史，司马迁咏唱着“无韵之离骚”，倾注了更多怀才不遇的“忧愤”；司马光“德为帅”“才为资”，渗透了更多修身济世的道德观。司马迁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自觉为帝王政治服务。两人眼光不同，出发点不同，着力点自然也不同。

    司马迁赞赏荆轲“名垂千古”，将他与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归入为《刺客列传》。“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司马光却以一个“豢养”就否定荆轲的壮举：“荆轲以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豢养”的意思是用金钱美女收买，并且司马光认为荆轲为了燕国太子丹的豢养情谊，就不顾家族安危，用一把小小的匕首想使燕国强大，使秦国衰弱，这不是愚蠢的行为吗？所以司马光赞同扬雄的说法，扬雄认为，像荆轲这种人，都不可以算是义。

    《史记》说荆轲等人“义或成或不成”，不能以成败论英雄；《通鉴》却说“以要离为蛛蝥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司马光直言不讳地表明否定的态度。荆轲刺秦，就是不义！

    那么，司马光眼中的“义”是怎样的呢？

    我们试看另一个著名的刺秦故事——《唐雎不辱使命》。

    《唐雎不辱使命》出自《战国策·魏策》。故事围绕“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易与不易的外交斗争，塑造了骄横霸道、色厉内荏的秦王以及忠君爱国、有勇有谋的唐雎形象。因其入选初中语文课本，广为人知。唐雎以“士之怒”反击“天子之怒”，仿效专诸、聂政、要离，欲“流血五步，天下缟素”，迫使“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故事非常精彩，人物形象鲜明。

    司马光的《通鉴·秦记二》也叙述了这个“拒易安陵”的故事，但是，情节非常简单。“二十二年，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虽然，臣受地于魏之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王义而许之。”特别巧合的是，此处的王不是别人，正是荆轲要刺杀的秦王嬴政。

    令人意外的是，“挺剑而起”的唐雎根本没有出场，“王义而许之”就结束了这场外交纠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唐雎在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其故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史记》未记，《通鉴》未载，仅有《战国策》孤证是不可靠的。古文学家游国恩说：“《战国策》最长于说事，但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也认为“唐雎胁迫秦王之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史料记录”。

    其次，唐雎不辱使命，也与司马光的历史观不符而没有被采信。

    我们透过“王义而许之”的结局，看到了司马光高举“义”的旗帜，以秦王视角、帝王立场赞许了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的正义行为。

    荆轲也好，秦王也罢，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实乃司马光的春秋笔法。

    荆轲所用的匕首，为赵人徐夫人匕首。《通鉴》里有一个太子丹求剑的细节，值得深思：“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利刃药焠，还要“试人”，见血封喉，没有不立刻毙命的。不知这个试验伤害了多少无辜人命。急功近利的太子丹真可谓处心积虑，不择手段，缺乏人性。这种政治冒险，当然为司马光所反对。

    燕太傅鞠武曾经为太子丹谋划，请赵魏楚齐合纵同盟，同时联合匈奴抗秦，可惜太子丹认为“太傅之计旷日弥久”，没有采纳。之后鞠武推荐了田光，田光因年老推荐了荆轲，于是才有了荆轲刺秦。

    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司马光以睿智的政治目光，拂去历史的尘埃，“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立足国家长治久安，崇尚德治教化。《通鉴》的价值，除《史记》之外，几乎无可与之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