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海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会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古代许多文人，虽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闪耀着夺目的、永恒的光芒，但在仕途上却坎坎坷坷，少有建树。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也是一部古代文人的磨难史。对于这种现象，后人多同情地冠于“怀才不遇”一词，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理解。

    “怀才不遇”，前提是须有“才”。没有“才”，又何谈“遇”与“不遇”呢？

    “才”有“文才”和“官才”之别。“文才”，是指在文学领域里的才能。流传至今的古代文人的诗歌或文章，都是经大浪淘沙后的精品，他们所怀的“文才”早已得到举世公认，无可争议，不是“不遇”，而是“遇”了。“官才”，是指做官的才能。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方法是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写一篇政论文章，以文章的优劣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由此，古代许多文人凭借“文才”走进了仕途。将“文才”和“官才”混为一谈，科举的弊端显而易见。

    中国古代落魄文人中，有“文才”而没有“官才”的人，大有人在。检点一下他们自身素质和能力的缺陷，或许对我们的今人有些许启示。

    贾谊,西汉杰出的政论家、文学家，学识渊博，年轻时就负有才名，年仅二十岁，就被召为博士，后因提议改革政治，遭权贵嫉妒、毁谤,贬为长沙王太傅，不被重用，33岁抑郁而死。

    毛主席有诗感叹：“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古今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们的人生道路无不都是曲曲折折、沉沉浮浮的，他们无不都是百折不回的。贾谊锋芒毕露，又缺乏政治家必备的意志、毅力和胸怀，稍遇挫折，便郁郁寡欢，一蹶而不振，终难成大事。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过于清高了。长期以来，我们都赞美他不唯上、不唯权贵的骨气。现在看来，这种褒扬有误导作用。

    “折腰”，乃旧时的礼仪。上级领导下来视察和指导工作，理应接待和陪同。待人有礼貌，与人沟通、与人合作，既是对人的素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官场上最起码的交际能力，而陶渊明却不具备这种素质和能力。

    于是，他只能选择逃避，逃避是他的无奈之举。况且，他的逃避是有其物质前提的。如果没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那么“羁鸟”就飞不到所恋的“旧林”，“池鱼”也游不到思念的“故渊”了。离开这些基本物质前提，一味地凭空褒扬这种清高，是后人的一厢情愿，没有多大的意义。

    李白始终没真正认识到“天生我材必有用”里的“材”仅仅是“文才”而已，硬要标榜自己具备了“官才”，实在是太缺乏自知之明了。我们可从《将进酒》一诗里就能够剖析出李白的一些素质和思想局限。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可见他的酗酒和生活无节制；而“古来圣贤皆寂寞”，这孤芳自赏之味也太浓了。

    李白曾于天宝初年应诏入京为翰林。他恃才傲物，放纵有余，而收敛不足，很快就遭到了权贵的谗毁。天宝三年，唐玄宗便“赐金”让他“还山”。唐玄宗惜其诗才，相比之下，已算是客气的了。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终于不得已离开长安，再度开始了漫游生活。

    白居易的失误在于他的越职和越权。唐宪宗元和十年(815)，跟拥兵割据的藩镇吴元济有勾结的朝中重臣派人刺死宰相武元衡，长安城顿时一片混乱。白居易当时任东宫赞善大夫，是个陪侍太子的闲职，不能过问朝政，但他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上书请求缉捕凶手，终以越职言事的罪名被贬为江州司马。看来，白居易的自控能力是稍差了些。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鹤冲天》）

    不知“今宵酒醒何处”的柳永，沉溺于“烟花巷陌”和“偎红倚翠”，以“风流事”为“平生畅”，为人放荡不羁，他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作风，看来是有严重问题的。难怪宋仁宗在考察干部时，会将他的名字勾掉。

    苏轼的一生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度过的。他先反对王安石新法，后又和保守派司马光过不去。在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中，两边都反对，两边都得罪。于是，他就像一只皮球，被踢来踢去，累遭谪贬。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分歧，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裁断孰是孰非。苏轼固执于自己的理念，遇事过于理想化，具有完美主义的文人情结，所以他也就只能“早生华发”，将满腔的惆怅“酹”于江月之中了。

    综上所述，这批落魄文人确实不具备做官的才能。没有“官才”，他们的“不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只是他们缺乏自知之明而已。

    另一类文人，终生未进入过官场，其“官才”不得而知，而其“文才”也需推究一番，打个折扣。

    蒲松龄，自幼聪慧好学，热衷功名。屡应省试不第，挤不进官场,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

    偶而的批阅误差是难免的，但在近40年的考试中屡试不第，唯一的解释就是蒲松龄的文章确实过不了关。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文体是“八股文”，而《聊斋志异》属于文学小说类。文体不同，要求也不同。小说写得出色，“八股文”未必出彩。他屡屡落第，也在常理。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科场的失败使蒲松龄悲愤万分，他至死也不明白“八股文”是他的弱项。

    还有一类文人，细究其“文才”和“官才”，似乎觅不到短板，这就需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考量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有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前提下，个人的才能才有发挥的空间。所以这类文人的不遇，也许是 “时机”的不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