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良京

    笔者曾在晚报发过一篇《大黄鱼记忆》的文章，提到野生大黄鱼资源“枯竭”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遭到“敲罟”捕捞所致。对此，有读者表示认同，但也有读者表示质疑，同时提出了带有“揭秘性”的“真实原因”。这其中，较有代表性也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当属宁波市渔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何其茂先生的说法。

    用何会长的话说，在当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的情况下，野生大黄鱼资源的“枯竭”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但这个必然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偶然因素，是某次特定事件，把野生大黄鱼几乎“一网打尽”，从此形不成渔汛，以致大黄鱼的产量呈“断崖”式跌落。

    何会长说，野生大黄鱼资源我们这边曾经是非常丰富的，每年渔汛期都多到消化不了。以当年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捕捞量为例，东海四大海产品（大黄鱼、小黄鱼、乌贼、带鱼）占该公司全年捕捞总量75%以上，而四大海产品总量中大黄鱼差不多占了一半。然而尽管如此，大黄鱼还是没能逃脱几乎被“灭绝”的命运，主要是海洋捕捞技术的不断提高更新。如渔船普遍装上了鱼群探测仪，灯光引诱，围网作业，渔船的吨位越来越大，动力越来越强，捕捞的范围越来越广，同时渔网越来越大网眼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渔船的数量也大幅增加，从单船，到对船，再到船队。所有这些可概括为，随着捕捞能力的大幅提升，大黄鱼被捕捞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其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压缩。

    除了捕捞能力大幅提升外，大黄鱼资源“枯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遭到“野蛮”捕捞，也就是所谓的“敲罟”作业法。

    史载，这种渔业方式最早起自明嘉靖年间。据传，“敲罟”作业法，出自潮汕地区南澳县、饶平县一带。当地在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有超度亡灵、僧人放水灯的习俗。为营造氛围，在放水灯时还会配以敲鼓。偶然中发现，每当其时都会有黄鱼浮出水面。于是当地渔民开始试着以敲鼓的方法捕捞大黄鱼，结果证明确实有效，由此发明了“敲罟”作业法。据业内朋友讲解，该作业法的工作原理是：在船上敲鼓时，水中有很强的声波传递，而声波会对“石首科”鱼类造成冲击。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敲罟”作业会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导致其昏迷死亡。黄鱼系石首科鱼类，古籍里称石首鱼。大黄鱼头骨内有鱼耳石，起平衡和听觉作用，所以大黄鱼对声音比较敏感。

    对“敲罟”作业法了解颇为深入的何会长认为，该作业法捕捞大黄鱼确实有效，但没传说中的那么玄乎。其实敲鼓声波对黄鱼会造成恐吓作用，既没有什么声波共振致其昏迷，更不会造成黄鱼死亡。敲鼓的基本作用就是驱赶，即把一定范围内的大黄鱼通过声波“驱赶”到围网中。

    至于具体如何操作，何会长表示“敲罟”作业法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他介绍说，该作业法捕捞大黄鱼时要有一组船配合，即一个作业单位，专业术语称为“一艚”。“一艚”之中分别设有“公罟”和“母罟”两艘大的指挥船，四周还有十数条小船拉网配合。由于范围大，相互之间要通过旗语来沟通。在确认该水域有鱼群时，“公罟”船会率先在下游水域下网，随后两边小船连着撒下围网，一直到“艚”内的小船排完，再和待在上游处的“母罟”船相连，形成合围。然后，“公罟”船一边敲鼓一边迎着水流前行（大黄鱼喜欢待在有水流流动的水域），同时指挥两边小船逐渐靠拢，慢慢缩小包围圈……在这个过程中，选择在哪里下网，什么时候敲鼓（包括敲鼓的缓急、重轻、节奏），小船及“母罟”船如何配合，以及“公罟”船向上游推进的时机、小船合围的速度，等等，这些基本都要视具体的实际情况，凭船老大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把控。

    何会长说,“敲罟作业法”最早出现在广东潮汕饶平县的大埕乡，1953年传到福建的东山岛，然后作为一种先进的大黄鱼捕捞方法在全省推广。1956年，福建惠安渔民到浙江平阳石碑乡（今苍南）用此法捕捞大黄鱼获得高产，于是当地渔民纷纷效仿。“敲罟作业法”称得上是一种特大型海洋捕捞方式，一个作业单位，即一“艚”人员约达200名左右，大小渔船30多艘，渔网长达120米，网捕产量高，效益显著，这些都促使该捕捞方法迅速传播。以温州为例，1957年温州地区敲罟作业就超过了160艚，大黄鱼年产量亦由常年的5000吨，猛增到近10万吨。

    由于在收获高产的同时，该作业法对资源伤害的问题也迅速暴露：此法对黄鱼的杀伤力实在太大，鼓声所及，大小黄鱼往往被一网打尽。因此，1958年4月22日，《浙江省海洋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暂行条例（草案）》颁布，明确提出禁止敲罟作业。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陷入暂时困难时期，不少渔民认为“救鱼不如先救人”，于是铤而走险，不惜冒坐牢的风险，重新搞起了敲罟作业。可能非常时期情况特殊吧，有关管理部门也视而不见，从而使敲罟所获的大黄鱼又源源不断“游入”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城乡食品紧缺的局面。直到1963年3月，国务院下达《关于禁止敲罟的命令》后，省、地、县等各级政府都予以了高度重视，对个别屡教不改者采取了法律措施后,敲罟作业才彻底退出渔场。

    对于敲罟作业和大黄鱼资源“枯竭”的关联问题，何会长认为敲罟作业对大黄鱼资源确实造成了重大危害，包括沿岸产卵鱼群被大量捕捞，但由于及时叫停，所以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最多只能说是对资源造成了伤害而非致命性的。事实上敲罟被禁后，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1974年，大黄鱼产量还是增加的。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前述的宁波传统“四大海产品”，除了带鱼外，包括乌贼等都出现了资源“枯竭”现象。因此也说明，即使没有敲罟作业，在当时不加保护的狂捕滥捞以及此后日益严重的水体污染情况下，大黄鱼的“灭绝”可以说是一个必然趋势。

    人们之所以对大黄鱼活成“珍稀”水产品耿耿于怀，主要是大黄鱼在海产品历史中曾经有过的重要的江湖地位。这个可以用数字来说明：1954年，舟山渔场的30万担渔获产量中，大黄鱼多达15万担，因此大黄鱼是舟山渔场的绝对优势种群。另一方面，大黄鱼“游走”得太突然，在绝对高产后，差不多渔民们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大黄鱼已难觅踪影、捕获量呈断崖式跌落了。回过头来探究原因时才发现，1974年一次纯粹的偶发事件，让正在走向“灭绝”路上的大黄鱼，受到了一次被“清零”式的疯狂捕捞，给大黄鱼种群造成了重创。

    据《宁波水产志》所载，1974年春，宁波全市有150余对机帆渔船，同全省近2000对机帆船，到东经125度以东的“沙外”“江外”“舟外”渔场(时称“中央渔场”），用对网捕捞越冬大黄鱼，捕捞总量多达8644吨，其间最大网头达百余吨。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渔轮一网围进的最高纪录达1500吨。该年全市大黄鱼产量高达2.24万吨，比上年提高52%。全省大黄鱼产量为16.81万吨，比上年提高61%。但从此，大黄鱼产量逐年锐减，并从此一蹶不振。大目洋、岱衢洋等传统大黄鱼渔场，再也没出现以前那样的鱼汛。已在汪洋大海中自然繁殖衍生了千百万年的东海野生大黄鱼，不光消失在宁波人的餐桌上，也逐渐在全国销声匿迹了。

    说起1974年这段历史往事，何会长仍会有些激动。他说，志上说的只是结果。事件的起因则完全由于一次“意外”。为了赶季节、抓产量，1974年春节尚未过完，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即在大年初五一早，就派出6组钢质大型拖网渔船前往黄海与渤海湾之间的海域捕捞青鱼。没想到船队刚行至舟山嵊泗列岛附近，其中一艘编号为“宁渔413”的渔船就出了机械故障，宁波人称之为“插蜡烛”了。无奈故障船及其附属船只能就近找地方抛锚抢修，整个船队则继续北上。

    经过努力，故障得以顺利排除，日期已是初六了。于是“宁渔413”这一组船仍按原定目标，继续一路北上，去追赶大部队。走了一天一夜后，初七零点刚过，负责值班的大副在鱼探仪的显示屏上看到了一块距海面数十米深、他无法判断确认的模糊影像，于是着人紧急叫醒已经睡下的船长贝财章。贝财章当年是渔业公司大名鼎鼎的老船长，多年的海上生涯，让他炼就了一双观察鱼探仪的“火眼金睛”。他仔细看了鱼探仪显示屏上影像后，毫不犹豫，果断命令放网，同时全船紧急动员，要求渔船开足马力，向“影像”包抄过去。很快总长约700米的渔网从船尾悉数放出、并与随行的两条灯光船合拢，没几分钟时间就将鱼探仪上的“影像”围困在网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