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原副局长陈员祥，时年18岁，在“宁渔413”船上当水手。说起这段已尘封近50年的往事，犹如发生在昨天。对他来说，当年的画面是如此的刻骨铭心。他说当时渔网的浮子在海面围出了一个直径达250米左右的包围圈。随着吊杆的缓缓抬升，开始有鱼跃出水面。几分钟后，网圈内的海面，密密麻麻挤满了鱼儿，灯光一照，金灿灿一片，竟然全是大黄鱼，引来船上一片欢呼声。然而，很快船员们就犯难了，因为鱼实在太多，深达200余米的渔网沉重得无法起网。无奈只能用费时又费力的笨办法，船员们坐上舢板，在网圈内用篰（竹篓）一次又一次地打捞大黄鱼。当时是三九严寒的冬夜，但每个船员都干得汗水涔涔。在全船员工共同努力下，一直到初七中午，才把整艘船完全装满。尽管如此，才仅仅是网圈中的很小一部分。最后因为围网中的大黄鱼太多，沉得无法收网，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割破渔网放鱼归海。少倾，极目所见的海面上，金灿灿一片……“宁渔413”号船这一次一共捕捞上约120吨大黄鱼，6000个鱼箱装得满满当当。

    此前，在人欢鱼跃、“宁渔413”船员干得热火朝天的同时，船上报务员已奉命在上午8时，向公司发出电报，报告了喜讯，汇报了现场盛况，希望公司告知其他五组还在北行的渔船尽快返航，到当地海域捕捞大黄鱼。接到命令获悉鱼汛的北上船队，即刻返航，很快也在该海域获得了大丰收。捕捞上来的大黄鱼，把每艘船都装得盆满钵满。

    上面水产志的记载中，把“宁渔413”号船那次捕捞大黄鱼的海域“时称中央渔场”。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不认同，认为至少不能算是捕大黄鱼的渔场。因为许多鱼类都有一个共性，即不同鱼种有自己特定的活动区域和生活场所。大黄鱼的主渔场，除了大目洋，最负盛名的当属岱衢洋。

    据有关史载，早在清康熙年间，岱衢洋已成为捕捞大黄鱼的中心渔场。究其原因是，该区域正是杭州湾的“喇叭”口，当地海域深浅适中，潮流涌动，水温适宜，水流中富含各种营养物质，是大黄鱼产卵繁衍的理想之地。由于大黄鱼会在特定季节前来集中产卵（产卵后大黄鱼相对分散），形成渔汛，其间掌握了解大黄鱼习性的渔民就会把握机会下网。也就是说，许多所谓渔汛，往往就是集中产卵期。其时捕捞，虽然对繁衍危害很大，但适合大黄鱼产卵的区域相对点多面广，因此，不致被“斩尽杀绝”。

    而所谓的“中央渔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事后研究分析，才知道该区域是大黄鱼的“越冬场”。大黄鱼惧寒，水温低于摄氏7度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每年到一定时期，都要由北向南前来越冬。另外。大黄鱼还有一个习性，在前往越冬路上喜结伴而行。大家都是同路鱼，大鱼小鱼，祖孙几代一同索饵，越聚越多，非常集中……前面提到的“宁渔413”号渔船，误打误撞下网的海域，正是大黄鱼的越冬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渔场。此事换一个角度也可以反证，如果当时有“中央渔场”的概念，那6组渔船就不可能舍近就远；如果有保护“越冬场”的意识，也就不会这样大量捕捞。所以这个所谓的“中央渔场”，应该是在当地海域捕获了大量大黄鱼后才叫出来的。

    事实上，1974年“宁渔413”号船正月初七那天下网，只是对大黄鱼围歼战打响了第一枪。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捕捞大黄鱼大捷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很快引来大批外地渔船前往该区域捕捞。据不完全统一，当时除了浙江省2000多对机帆船外，山东、辽宁、江苏、上海、福建等多地渔船蜂拥而至。其中，仅福建过来的机帆船就超过1000对，全国共约有5000对渔船先后在该海域捕捞作业。最高峰时同时作业的多达3500对左右。此外，还有大批私人小渔船跟着大船走，甚至等大船围网成功后，小船直接冲进网圈内捕捞。还因为该海域距公海不远，其间甚至还有邻国渔船过来抢捕。据说，开始他们还付点费用，后来完全混水摸鱼了。事后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74年春汛，全国大黄鱼捕捞产量达19.72万吨（此前年均产量为12万吨左右），为历史之最。对这个数字，业内有权威人士认为这是最保守的下限数，当年实际被捕捞的大黄鱼应远远不止这些。譬如被邻国渔船捕捞走的（有知情人估计约达3万吨），再譬如大批私人船只捕捞去的，都没有纳入上面统计数字。

    笔者在一本由龚晶晶撰写的书名叫《追鱼》的书中，看到过书中所列的一份仅仅是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关于1974年大黄鱼春汛期间被捕捞的统计数字，足见大黄鱼当时是如何被“围歼”的。具体如下：

    1974年2月14日，在189/3区，“宁渔413”船组瞄准围捕大黄鱼4600箱；

    1974年2月28日，在181/3区，“宁渔415”瞄准围捕大黄鱼2500箱；

    1974年2月28日，在181/5区，“宁渔415”瞄准围捕大黄鱼3000箱；

    1974年3月2日，在180/5区，“宁渔413”瞄准围捕大黄鱼7500箱；

    1974年3月3日，在180/5区，“宁渔606”瞄准围捕大黄鱼3500箱；

    1974年3月11日，在1811/4区，“宁渔605”瞄准围捕大黄鱼3500箱；

    ……

    1974年3月15日，在1731/7区，“宁渔413”瞄准围捕大黄鱼5500箱；

    1974年3月18日，在173/9区，“宁渔605”瞄准围捕大黄鱼4000箱，“宁渔606”瞄准围捕4000箱；

    ……

    对上述数字，已退休20余年、曾担任过原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总经理的王松栽先生确认没什么大的出入。王老还特意给笔者拍发了“宁渔公司1974年3月日夜产量对比”等多幅当年手写的渔获登记表格原件照片以至佐证。在和王老交流中，他还表示，包括数据乃至大黄鱼越冬场的具体位置等，因种种原因，一般是不宜公开的，这其中有很大成分是为了保护大黄鱼的资源。

    1974年春汛后，大黄鱼产量呈断崖式跌落，传统渔场已稀见大黄鱼渔汛了。虽然各地也有一些捕获，但已无法和以前相比，产量逐年锐减，1980年的产量仅为1974年2.24万吨的一成，到1990年更减至33吨……野生大黄鱼令人痛惜地被活成了“珍稀动物”。

    像许多事物一样，只有当失去了才知道珍惜。野生大黄鱼资源“枯竭”后，各方相关部门都也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包括后来设置“禁渔”期等，力图给大黄鱼营造一个休养生息恢复种群繁殖的环境。当然，现在“禁渔”期已经成了一个长效机制。

    另外，有一段时间，大黄鱼生存的水环境在急剧恶化中。笔者在《追鱼》中，曾读到过相关的记述。大意是说1976年在南京举行的某次关于资源问题会议上，有专家说了他的一个发现：1975年上海金山石油化工厂投产以后，长江口和钱塘江口一带，海蜇突然就没有了，本来断断续续还有一些的大黄鱼也相继消失了。也就是说。随着水污染的加剧，大黄鱼原先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了，越来越不“宜居”了。可以这么说，野生大黄鱼在1974年那次围歼中，种群资源遭受了毁灭性的重创，本来要想短时间得到恢复已经非常不易，现在又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不要说繁衍种群，连原本那些漏网之鱼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水环境污染对野生大黄鱼的生存，直接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困难。首先是水体污染后，鱼类无法生存了，自身生存都困难了，还怎么谈得上繁衍。另一个更要命的是，大黄鱼生存繁衍有特定区域的，某种程度上说，以前（现在只能说以前了）的舟山渔场就是野生大黄鱼的栖息地，那里就是它们的家。舟山渔场一带海域，岛屿密布，港湾众多，海岸线曲折，是海洋生物天然的索饵场，繁殖区。除去上面特定的地貌优势，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区位优势。即临近长江口（包括钱塘江口），滚滚东来之水，源源不断地将内陆的营养物质带到这片海域，肥沃了区内水质，促进了以浮游植物为主的海洋初级生物生长繁盛，从而为大型的鱼类、虾蟹类、贝类等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然而随着水环境污染的加剧，大黄鱼的食物链在源头上出现了问题。简言之，对大黄鱼而言，原先的生存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大黄鱼的“家园”已被人类给毁了。而鱼类的生存繁衍是带有与生俱来的“基因”的，人类至今还无法让它们轻易“搬家”，所以这也可以说是野生大黄鱼资源“枯竭”后难以恢复的又一大原因。

    不过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的深入人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进一步的完善和落实，大黄鱼“鱼翔浅底”的日子虽然不能说是指日可待，但终究还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