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0月举办的纪念王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的礼贤仪典活动中，曾经写过《此心光明·王阳明传》的杨东标先生，又奉上了一篇精美绝伦的《王阳明诞辰五百五十周年颂文》（以下简称《颂文》）。贵州大学教授、“阳明学”著名专家张新民先生评价说：“阳明一生事迹，尽在其中，而气势磅礴，如江河奔腾，一泻而下，感人至深，是以赞叹，以为佳构焉。”

    作为现场的亲历者，事后我反复读了这篇《颂文》，觉得很有感悟。

    《颂文》内容精准、构思独特，颇有撷英取神之妙。全文共472字，分五段。一般的颂文写法容易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我曾读到过有些歌颂王阳明生平事迹的韵文，平铺直叙，缺乏重点的铺染。而杨东标的《颂文》则截取了王阳明一生最具光彩的几个点加以抒写，层层铺展，字字精妙。读起来似乎看到了王阳明波澜壮阔的一生。

    例如，第一段第三句话仅用了八个字“先生降世，资质奇颖”，就把王阳明出生且与众不同的情况交代了，可谓简洁扼要。

    正文从“自幼立志”展开，紧紧围绕王阳明立志学圣，并且实践成为“真三不朽”的“圣人”的过程来描述。“师问读书何为？公答效学圣人。”这是王阳明在北京接受启蒙教育时，问老师为何读书，老师说像你父亲一样为官。而王阳明却认为读书入仕未必为第一等要事，学做圣贤才是第一等要事。这句设问播下了王阳明“成圣”的种子。接着，文气不断，一贯而下，“圣人何以为之？曾历五溺浮沉”。“五溺”语出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言王阳明曾溺于任侠、骑射、词章、神仙和佛氏之习。这实际上概括了王阳明前半生追求“圣人”道路的曲折和困惑。且不论湛若水用“五溺”之“溺”，评价王阳明求圣初期之路是否精准，但对王阳明而言，“五溺”则是其成圣之路所付出的必然代价和痛苦摸索，也是他心学成果的前期积累。王阳明在深入研究佛老之道后，认为这条路走不通。而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包容的。这为王阳明以后创立心学奠定了基础。像这样的重要经历，作者用一条线将其概括为：“圣人何以为之？曾历五溺浮沉。”所谓“浮沉”，是王阳明思想变迁发展过程的体现。然后，通过“惑中”两字转折为王阳明17岁时在江西南昌迎娶夫人诸氏后，请教娄谅如何学以成圣。娄谅认为“圣人必可学而至”的，给王阳明以极大的鼓励。此后，王阳明开始接触程朱理学，并且按照朱熹书上的“格物穷理”理论进行尝试。然而，对着竹子沉思了七天的他却一无所获，还生了一场大病，这就是著名的格竹事件。于是，他开始怀疑朱熹学说有问题。第一段作者围绕“成圣”，连续用了两个设问就将王阳明的前半生道路描述得十分清晰。

    《颂文》第二段，作者以王阳明龙场悟道为核心。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因为戴铣等言官辩冤上书而被廷杖四十，贬谪到贵州龙场任驿丞。王阳明在去往龙场时被一路追杀，险象环生。此时作者仅用了四个字“万险千艰”便概括了王阳明所遭遇到的所有苦难。龙场悟道无疑是王阳明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作者在惜字如金的情况下，却在此处从容展开：“潜心于悟道，端居澄默；倏忽而开朗，胸腑洒然。吾性自足，何以求外？知行合一，大道通天！”可谓淋漓酣畅，浓墨重彩。接着，段尾两句话“八方学子云聚，—团圣火高燃”，将王阳明悟道后在贵州讲学的场景进行了高度归结。

    《颂文》第三段主要讲述了王阳明在军事上的两件大事。一是王阳明平定南赣山贼暴乱，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的社会问题。二是王阳明天才地运用了以少胜多的战略战术，平定了宁王朱宸濠之乱，稳定了大明江山。紧接着，作者用较多文字写了“居功至伟”却遭到宦官权臣构陷，为提出“致良知”作了充分的铺垫。作者用一句“学子愤而喊冤鸣屈，先生静若明月清风”，将学子和先生对待谤谗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最后用一个设问句“何故也”，引出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如行舟之操舵，若醒世之神钟”，将整篇颂文推向高潮。

    作者将王阳明立志成圣、完成心学思想体系作为主轴贯穿始终，把王阳明在庐陵任知县等有些事迹进行了省略，真正做到了突出重点。“致良知”思想的提出，既是阳明心学成熟的结果，也是其成为“圣人”的重要标志。作者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将王阳明立志成圣并且实践成为“圣人”的过程描述得十分生动，在情感需要强化的点上，作者不惜笔墨来铺开描述，正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一气呵成。

    《颂文》在艺术手法方面，语言精美，文气如虹。这是一篇精美的赋体韵文。赋又称骈文，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南北朝时期。骈文讲究对偶，出言必双；又要辞藻华丽，援引典故，不易写作。近年来，在一些重大的庆典活动上，赋文又逐渐开始兴盛，以显示庄重典雅。现代赋文讲究韵律对仗平仄工整，但容易束缚内容的表达，往往词不达意，或流于空泛。像歌颂王阳明这一类题材，极需文字精准，为凑合对仗韵律则会因词伤意，并不可取。杨东标的这篇《颂文》，则是采用了骈散结合的方式，以骈为主，偶尔散之，仍然不失为一篇精彩的赋文。何为亦骈亦散？既有骈文体又有散文体，形式灵活。如作者在写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思想部分，“何故也？先生曰，胸有三字，致良知也，如行舟之操舵，若醒世之神钟”。前几句正是采用了散文体的写法，后两句则成为一副联对。整篇《颂文》基本上讲究对仗和平仄，但又非绝然。偶有不工，不作强求。五段五韵，每段一韵到底，既体现音韵的丰富变化，又富有节奏感，读起来朗朗上口。在语言上介于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叫做文白适中，让一般读者都能懂。文言文过深会产生晦涩难懂的情况，曾经有一位教授写过一篇祭文，晦涩深奥，佶屈聱牙，很难为大众所接受。而白话文过多则容易出现淡而无味的问题，因此文白适中从而达到精美韵文的要求，则是如今赋文写作的理想格局。如《颂文》第四段内容，作者将王阳明讲学越州、天泉证道、出征思田、去世遗言以及对后世之影响等都写得清晰可见，文白适中，韵味独特。这篇《颂文》为我们今后写此类文章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我觉得作者汲取了文学创作和剧作编写的经验，将其巧妙而圆润地应用于该篇《颂文》的写作之中。杨东标是一位作家和剧作家，曾写过大型姚剧《王阳明》，也写过国家重点出版工程读物——“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之一的长篇传记文学《此心光明·王阳明传》，对阳明史料的研究深入，使他具备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文学传记和剧本都讲究人物形象塑造，注重行文的情感色彩。一篇赋文如果能做到这两点，艺术效果肯定会很好。我们可以看到该篇《颂文》用赋体来塑造王阳明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调动了文学手段，如铺垫、呼应、比喻、渲染等手法的运用，同时，作者又是充满深情来书写此篇颂文的。因此，《颂文》有别于一般史学家对王阳明赋文的写作，感性更强于理性，对王阳明一生的命运起伏注入了强烈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