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志林打去电话，问他桑洲老车站还在不在，我想回去看看。

    志林大我四天，是我的表兄，也是我的初中同学。他说，早就没有了，那个地方现在造了水塔。你怎么想起要去看老车站了？

    是啊！我怎么想起要去看老车站呢？自从四十多年前离开桑洲后，我走了不少地方，有着无数次的出发与抵达，但身为过客，那些气势雄伟的国际机场和恢弘壮观的高铁站，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反而是家乡山腰上的汽车站，却牢牢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桑洲汽车站很小，小到只有一座平房。甬临线像一根布带绕山而来，汽车站就是布带上的一个“结”；形单影只的汽车好似在布带上缓慢爬行的甲壳虫，遇到“结”就停了下来。

    而在我们这些小镇少年的眼里，汽车站却很大，在这里似乎可以望到山外的广阔世界。桑洲人将“看”说成“相”，去汽车站相汽车，既是小镇少年的一项娱乐活动，也是一次假想中的“去远方”。

    往往汽车还未在公路拐弯处出现，老林就从平房里出来了。老林是站长。他好像是黄岩人，全家都住在这座平房里。平房的门厅是候车的地方，再往里是售票室，右侧就是老林一家的居室。老林的儿子小林和我同一年级，是乒乓球高手，他左手挥拍，在同学中战无不胜。我们去车站相汽车，实际上就是去小林的家里玩。

    老林从屋里出来的时候，脖颈上挂着一个哨子，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圆珠笔，手里拿着一红一绿两面小旗，腋下夹着一块小薄板，板上用铁皮夹子夹着一张纸。

    汽车是慢慢开过来的。即使是从宁波方向开来的车子，到站前虽然正处于下坡路段，但司机应该是早就将速度放慢，作好了停车的准备，当老林举起红旗吹响哨子，汽车也正好停了下来。

    这时，甬临线又像一棵倒卧的大树，两旁的青山是它伸出的枝叶，山坡上一道道弯曲的地坎就是一根根叶脉；而车站恰似筑在大树上的蜂巢，上车下车的旅客好似一只只蜜蜂，停留片刻，便忙忙碌碌地去往各自的地方。

    老林和司机核对着上下车的人数，用圆珠笔在纸上写写划划。待车门关上后，他便举起绿色的小旗，吹响发车的哨音，汽车尾部喷出一股黑烟，喘息着继续向山上或山下驶去。我们这些相汽车的人，心思似乎也随着走远，直到车身隐没在山的那边，才心有不甘地回家。

    像这样漫无目的地相汽车，次数并不是很多，我去车站大多是有任务的，或者是接人、送人，或者是自己上车出行，而每一次去车站的心情也会不同。

    最兴奋的当然是去车站接父亲。父亲在上海教书，每年寒暑假回老家，事先会写信告诉到家的日期。父亲乘轮船到宁波，再转乘宁波开往三门的汽车，这班车经过桑洲的时间大约在下午三点左右。这一天，我往往吃过中饭就出了家门，沿着长长的老街向前走去，也许因为心情愉快，街两旁依次出现的供销社、棉布店、合作商店、邮电局和理发店，看上去似乎比平日热闹得多。在快到水电站和食品站的地方右转，穿过一条墙弄，便看到了风水坝头的古树群和树群旁交易猪仔的“小猪场”。这时我的心开始提了起来，因为前面就是上山陈村，有一次，就因为朝村里一处开着阊门的道地看了一眼，结果被冲出的恶犬扑倒在地，小腿上留下了被咬的齿痕。从此，每次穿过上山陈的时候都会提心吊胆、目不斜视，出了村才把心放下，然后轻松地唱起歌，沿着蜿蜒向上的小路，走向山腰上的汽车站。

    老林和小林都知道我是来接父亲。我一边和他们说着话，一边抬眼瞄着候车室里的自鸣钟。班车并不一定准时到达，我就一遍遍问：林站长，汽车快来了吗？老林总是回答：急什么？我还没接到电话呢。那时候，汽车从前方车站开出后，会用手摇电话机通知下一站。

    终于，汽车出现在山路的转弯处，但车头一闪，还没来得及辨出车的颜色，车身又被山体遮住了，等再看到的时候，车子已经从笔直的下坡路上开了过来。

    车子还没停稳，我就透过车窗寻找父亲的身影，而这时父亲其实早已站在车门的旁边等着下车。

    见到父亲当然高兴，但我更盼望的是父亲带回的书籍，往往等不及回到家中，在路上就开始翻看，或者边走边读着网线袋里露出的用于包装物品的报纸。

    到了父亲要回上海的时候，最担心的是能否买到车票。在桑洲车站停靠的班车不多，留给这里的余票更少，而周边乡村出远门的都是从这里启程，这就造成车票供不应求。加上桑洲是工匠之乡，特别是石匠手艺远近闻名，有一大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活，打山洞、筑塘坝、造桥铺路。过完年，石匠们就会在行囊里装着路上充饥的“桑洲麦饼”，三五成群结伴出门。他们的去向都是往北，而这个方向的班车，也就三门至宁波、临海至宁波屈指可数的几趟，因此每年正月十四以后的一段时间，汽车票最为紧俏。

    有时候父亲会事先和老林打招呼，希望能留一张票，但票不拿到手，心里总是不踏实，所以每到父亲返程的日子，早晨四五点钟我就要起来去车站买票。夏天还好，太阳还没上山，晨风凉爽宜人，而冬天的这个时间天还黑着呢。因为到得早，老林一家还没起床，车站的门还关着，买票的人就站着聊天，相互打听各自前往的目的地。我默默地数着等票的人数，预测着能不能买到票。这时的心情是矛盾的，既盼着买到车票让父亲顺利返校，又想着如果买不到票父亲就可以在家中多住几天。但即使多留几天又怎样呢？父亲总是要回上海的。

    去宁波的车是从南边开来的。站在车站朝南看，公路被凸出的山嘴遮挡，出现在视线里的只有短短的一截，往往是等车的人还没注意到，车子就已经转过山嘴停在面前了。这使告别时刻来得猝不及防，临别的话还没有说够，出门的人就得上车了。往北走的是上坡路，汽车开得很慢很吃力，似乎是有意延长时间让远行者与亲人挥别，父亲也总是要等到汽车爬完直坡转弯了，才从窗口收回久久摇动着的手。

    我也曾多次在这个车站上车。小学时我跟着母亲在三十多里外一个叫大郑的村庄上学，假期有时会回桑洲；开学时如果是我一个人乘车回学校，送我上车的便是外公了。有一次，我上车后坐在靠窗的位置，外公站在车下，反复提醒我在梁皇下车后应该走哪条路。就在车门关上的时候，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摸索着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钞票——一张新版的“一角”纸币，从开着的车窗递给我。我嘴上说着不要不要，手却早已伸出去将钱接了过来，惹得车上的人一阵大笑：毕竟是孩子啊！车子开动了，两旁的山和树都在往后退，外公的身影也越退越远，越来越小，我将带着外公体温的新钞票放进衣袋，用手紧紧地按着……

    1976年春天，我再一次在这个山腰上的车站启程。这一次是去农场插队，是人生道路上一次真正的远行——离别父母，走向社会。我当然还会回桑洲，但从此以后，当我和别人说起这个山中小镇，在人们的心目中，这里已经是我的老家或者说是我的故乡了。汽车启动的时候，我挥手与亲友告别，心里也默默地在与家乡的山水告别。

    给志林打电话的第二天，我便一个人开车从宁波回到桑洲，从小镇南边的中央溪上行，来到汽车站所在的半山腰。志林说得没错，在原先车站的位置上，一座水塔高高耸立，全然不见旧时景象。没有哨声响起，没有红绿小旗的挥动，也不再有汽车到站时的喧闹嘈杂，那些在这里翘首等待亲人归来的人，那些在这里告别亲友登车远行的人，都已在时光中消散了身影。

    我在不见车影和人迹的公路上伫立，山下是新房子鳞次栉比的桑洲镇和穿镇而过的古老清溪，改道后的甬临线宽阔平坦，在青山下逶迤着向远方延伸。太阳当空，时间已是正午，我靠在车上吃着刚才在镇街上买的“桑洲麦饼”，品尝着家乡的味道，也咀嚼着岁月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