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挂上红领巾的李梅月。

去贵州工作前，李梅月特地在东海照相馆拍照留念。

如今李梅月已经78岁了。

    照片中这个目光炯炯的女孩叫李梅月，1945年出生在宁波。

    李梅月家里兄妹八人，她是最小的一个，因此从小备受哥哥、姐姐宠爱。即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她仍能时不时收到哥哥、姐姐精心挑选的小裙子，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个小公主。

    读小学二年级时，李梅月加入了少先队，“感觉很光荣，特地让爸妈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胸前挂着红领巾的照片，寄给当时在沈阳工作的哥哥。”这么多年过去了，说起这事，李梅月的语气中仍带着兴奋和喜悦。

    唯一让李梅月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相隔太久，她已经不记得这张照片是在哪个照相馆拍的，“也想借这次机会，找到当年拍照的照相馆。”

    一张小小的照片，承载着小女孩对哥哥的依赖，寄往沈阳；同样一张小小的照片，饱含着少女对母亲的眷恋，留在家中。那是1966年，年仅21岁的李梅月即将独自去往千里之外的贵州工作。

    当时，李梅月的另一个哥哥在贵州一家国营单位工作，单位允许招家属子弟进厂。而李梅月从学校毕业后，受时代大环境的影响， 已经在家待业二三年。

    对李梅月来说，这是一道难题：一方面，工作难找，能和哥哥在一个单位上班，还能互相照应；另一方面，她对贵州的全部认知都来自中学课本，只知道那是一个很远的地方。

    让李梅月感到意外的是，一向对她疼爱有加的母亲倒是十分支持她去贵州，“你参加工作、去锻炼，这是好事。要是一辈子跟在我身边，那可就真没出息了。”母亲说。

    出发前两天，李梅月提出要去照相馆拍照留念，母亲二话不说，就带着她直奔位于东门口的东海照相馆。

    时隔近60年，李梅月依旧记得，当时大家只穿黑、灰、白色的衣服，也不流行打扮，“不过，我还是在黑衣服里衬了一件妈妈手工缝的‘节约领’（假领子），梳了当时最流行的‘两角辫’。”

    临行前，母亲亲手为她收拾行李，特地给她带上了作嫁妆用的樟木箱，里面装满了被子、褥子和衣服，还有沉甸甸的爱。

    从宁波坐火车到杭州，再从杭州转车到贵阳。伴随着火车的“轰隆”声，看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色，李梅月渐渐明白：来自家人的爱，有时是陪伴，有时是放手，但无论哪一种，都将是她面对陌生环境、未知生活的“底气”。

    李梅月在贵州一待就是18年，主要是在实验室从事光谱分析。当地的工作、生活环境十分艰苦，在食堂吃饭甚至连座位都没有。“夏天，我们就站着吃；冬天，天气实在太冷，我们就边走边吃。”李梅月的语气中，透着豁达和乐观。

    工作三年后，李梅月每年都有12天探亲假。当时，贵阳和宁波没有直达火车，要从别的城市转车，一来一回光路上就要耗费4天；火车也只有硬座，“通常到第二天，大家就都坐不住了，铺张报纸就在座位底下睡觉。”对家人的思念，使李梅月克服了舟车劳顿，“一想到能回家，心里总是甜甜的。”

    1985年，李梅月调回宁波工作，在宁波港务局一直干到退休。

    她说，虽然远赴他乡工作、生活的那些年很艰难，但一想到家人，想到家人也在牵挂她，她就不觉得苦，“精神上是愉悦的。”

    或许，从小被爱滋养长大的孩子，在面对困难时，总会有天真而坚定的“勇敢”。

    记者 石承承 见习记者 袁先鸣

    （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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