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标

    因为家境艰难，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师范学校。

    那是1959年夏秋之交，宁海与象山两个县合并成象山县，“大办教育”促成了“象山师范”的诞生。两年后又分县了，位于宁海县城的师范学校，又改名为“宁海师范”。

    仿佛命中注定似的，选址在东门的师范学校刚开始动工建造，没有校舍，我们又集结在跃龙山。不同的是，初中读书在山上，师范的过渡性校舍在山下。跃龙山，小城的灵秀之地，你给我们年轻的学子多少丰厚的馈赠啊。

    当然没有一点学校的形貌和规模，一排简陋的平房，两间教室，一间教师办公室，就是学校的全部。依然是不断地劳动，依然是年龄大的男同学挑起干活的重担，例如去双峰山放筏木料等等，还清晰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里。

    第二年，我们搬进了崭新的校舍。这时候，又招了四个班级的新生，还有一个速师班，只读一年的。我们读的是三年，属普通的中专师范，所以叫普师。学校顿时像模像样起来，让年轻的我们很自豪很满足。那条我们自己动手铺就的嵌着59（2）班字样的石子路，现在还在吗？

    都说师范是出人才的地方——后来我与宁波文友陈承豹、林邦德（他们也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一起聚会时，常常会听到这个话题的议论。是的，我们国家的最高伟人不也是湖南一师毕业的吗？至于浙江的第一师范学校，20世纪二十年代时真可谓群星灿烂。从教或从学于此的有经亨颐、陈望道、夏丏尊、朱自清、李叔同、刘大白、叶圣陶等一大批大文豪，从我们宁海家乡走出来的潘天寿、柔石也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我们自然是不能与之比肩的，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显得很渺小，我们这样的议论，大概是给自己以鼓励，以自勉，以楷模吧。

    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长大了，我称得上是一个年轻人了，小时候的顽劣、不懂世事将成为过去，一切要在此时此地有所长进了。我不久就入了团。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优秀，我成了班级里的学习委员（我还记得另一班的学习委员是邵常娥，非常优秀，后来成了书法家，她是诗人潘志光的夫人）。

    我对文学的热爱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语文老师陈淼川写得一手好字，他的板书让我们得到艺术的欣赏；他的讲课，深入浅出，亦庄亦谐，像春雨润物一般动听。我的作文总是被他在上课时朗读。最让我自豪幸福的是学校里的那块宽大的黑板报，成了我常常发表作品的园地。记得那一年县里围海筑堤建造毛屿港，大坝合龙时，集聚了县里许多部门的人力，农民、职工、机关干部、学生，长堤上推车的推车，挑担的挑担，临时扯起的大灯泡，分贝震耳的大喇叭，人们通宵达旦，挑灯夜战，决胜大潮的时刻即将到来。我年轻，半夜两三点钟，挑着装满石头的担子，摇摇晃晃，路边倒下一歇，就睡着了，随即又被激奋人心的喇叭声、口号声、鼓动声惊醒，又继续挑担飞奔起来……回校以后，我写了一组诗歌，大约有四五首吧，被工整地抄写（或者叫发表）在那块宽大的黑板上，几乎占了全版。那时刻，同学们给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我是多么地开心啊。

    我常常钻在学校的图书室里阅读报刊。最让我记忆难忘的是，有一次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了郭沫若写的“关于《再生缘》校订”的一篇长文，整整一个版面。文章里的孟丽君、皇甫少华的动人曲折的爱情故事，让我读得心动而神往，透不过气来。后来的越剧《孟丽君》就是根据《再生缘》改编的，成为越剧的经典剧目。这是我读小学和初中时，读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另外一种感受。而《红楼梦》则是在工作后读的。从此以后，我许心文学的种子算是真正地扎根在心田里了。

    我也热爱艺术。学校里有一位教导主任叫刘式桓，听说是毕业于南京艺大。他善音乐，又能画画，多才多艺，给我影响很大。他教美术，常常到街头墙上去画巨幅的关于大跃进题材的宣传画，如稻谷丰收、养猪千斤之类的，我也跟在旁边涂抹。他会作曲，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红极一时的歌剧《红珊瑚》，他亲自作曲，尤其是珊妹的那段核心唱词：“十九年，随爹爹，乘风破浪，渔家女，从来是，照海梳妆……”被他谱得缠绵悱恻，优美动听。他筹备成立了学校歌剧队，让“普二”的一位亮丽的女生演主角珊妹，让读“普三”的我演男主角王永刚。遗憾的是，许多唱段都学会了，而最后戏没有排成，半途夭折，而戏剧的魅力却影响了我一辈子。这是否是一种宿命呢？后来，我被调往剧团，从事舞台美术和编剧工作，是不是与三年师范生涯有关呢？

    那时候，每个班级都有一台风琴，是一种外形类似钢琴，通过脚下踏板送风，双手弹奏键盘的乐器，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虽然不及钢琴高贵，演奏的原理却是近似的。我自然也乐此不疲，常年课余操练，以至学校里每周要举办一次以班级为主的歌咏演唱会，我班的大合唱，老师指定风琴由我弹奏。我还参加学校合唱队，排练了《黄河大合唱》，我虽然没有资格演唱男高音独唱《黄河颂》，而张老三那段对唱却落在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的身上。至今回忆起来，那次在学校文艺晚会上表演的《黄河大合唱》，还余音绕梁，激荡人心。我也曾尝试学习作曲，其实是不伦不类一窍不通的，拿去给时任音乐教师的顾茂恩看，被他大大地鼓励了一番。后来想想，我有点浅薄得不知自己是谁了。

    我的师范生涯啊，是我青春萌发的最纯洁最美好时期。我的心灵受到知识的滋养，艺术的熏陶。那时候，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一日三餐每个学生要拿一个泥陶罐子，里面装着二两米，掺着番薯干之类的杂粮，放在食堂大锅里蒸，菜蔬极为寒碜，肚子自然是吃不饱的，怎么日子还过得这么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呢？

    有一件事，是必须写几句的，让年轻的我永记不忘。有一天，学校通知，全体学生去宁海中学参加一个大会。什么大会呢？不知道。一进宁中大礼堂，黑压压的宁中学生挤满了会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让我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县公安局的同志与学校的领导坐在台上，然后宣布，在宁海中学高中部学生中破获了一个坏分子团伙，好像是以爱好文学的名义成立的一个什么党，当场逮捕了两个主要头目。一位参与者痛哭流涕地交代并忏悔了自己的错误，他是我当年初中的同学。我感到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我胡思乱想，如果当年我也报考读高中，我也爱好文学，我会不会堕入其中？一个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测的。也许一步之差会坠入地狱。我庆幸自己读了师范。很多年后听说，该事件是个错案，撤销原判为无罪。即便如此，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被毁了，真让我感慨万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受到的残酷无情、醍醐灌顶般的政治教育。

    当然，我们师范里的情景显然要清纯得多了，好像是一片阳光和春色。尤其是师生关系。三任校长张良圭、陈从长、孙愫贞以及两位班主任好像对我都特别好，他们个性各异，经历不一，培土育苗的心却一般地炽热。特别是张良圭老师，热情爽朗，心直口快，颇有长者之风，他总是勉励我不断奋进，多年以后，总是

    在人前人后说：杨东标是我的学生。令我感动。他以我为学生而自豪，我也以他们为我之师而光荣。学生都是老师教出来的，学生稍有一点长进，最高兴的总是老师。没有师范这所学校和教我育我的老师们，怎么会有后来的我呢？

    三年的师范生涯一转眼就要结束了。我们读了《心理学》、《教育学》一类只有师范学校才有的功课，又到几所学校里去实习了两个月，初尝了当教师的滋味，回校以后，我们就要毕业了。年纪稍大的同学都开始悄悄地谈情说爱。我们这批年纪较轻（我才19岁）的同学好友，则常常坐在篮球场里话别。记得那个月夜，浓浓的离情别绪弥漫在夜色里，月光分外清朗，星斗正在远行，我们一起唱那首《毕业歌》——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唱得热血沸腾，激情飞扬，一起祝福我们的明天。明天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国家是困难时期，教育在调整，在缩编。第二年，师范就停办了，后来改为县办丝厂了。部分“普二”的同学则转学到宁海中学去读高中。按理说，师范毕业都要分配去当教师的，或城镇，或农村，但是，听传说，有一部分人连当代课教师都有困难。不能不令人担忧。

    所以，那个月夜，那个弥漫着离情别绪的月夜，带给我们的除了向往和期盼，还有不测的迷茫和惆怅……

    后来，同学们都各自有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也转行到文艺界，我慢慢悟出了一点道理，师范学校之所以会涌现一批人才，是因为与高中的教学宗旨不一样。高中追求成绩，为高考而冲刺；而师范，则提倡为人师表，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体音美之类的功课则显得特别重要。这很切合我的爱好，现在回忆起来，我毫无遗憾，觉得是命运赐予我的合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