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青 《通俗小说》乍一眼看成是《低俗小说》,不知仁科是否受昆汀的影响,至少有人说过“就像昆汀的电影一样,你永远猜不到仁科下一秒要说什么”。我看到止庵的推荐后,对仁科出书有些好奇,所以打开了这本《通俗小说》。 应该说,仁科的音乐、小说及言谈行事风格是一致的,现实而又飘逸。乐评人郭小寒评价“五条人”的音乐是“现实生活的搬运工”,许多歌用海丰方言表达,用叙述的方式,记录当地风俗和基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他们的音乐不是来寻找现实生活的答案,而是让它“悬在空中”,等待着时间的反弹。在《十三邀》的节目访谈中,仁科所说的“走神”一词值得关注。他承认理性规则的作用,但在规则之外,还有另一种自由,要“允许我走神”。我想如今小说的呈现,也可以看作是他“走神”的结果。 这位自嘲“农村拓哉”“郭富县城”的乐队主唱,看起来有着土味和市井气,难道他还能搞文学创作、并且得到专业作家的认可?事实证明:他可以。 《通俗小说》共有55个篇章,分成三大部分,每部分用一首诗歌衔接。如果非得找找其中的内在联系,那么这三首诗代表着抒情主体走向越来越广阔而现实的世界。《地球仪》是出发的初心,《夜已晚》是城市生活的浸淫,《一半真情流露,一半靠表演》当然也有前情的延续,最后虚构的触角延伸到了巴西圣保罗。三大部分呈现的内容比较纷杂,篇幅长短不一,有的甚至只有三四句话。略过那些没什么容量的小篇章,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值得一读。 故事:沉重与轻盈并存。沉重指的是现实,这种现实是基层的现实,全方位扑面而来。黑压压的“握手楼”、潮湿狭窄的小巷、老鼠蟑螂横行的角落,连同骗子、小偷、流浪歌手等等,构成了城中村的世态人生,主人公常常“穷得像一条狗”,活得像一只蟑螂。作者并不是旁观者,他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从现实中汲取一手材料,生猛而新鲜。轻盈,指的是人物状态的轻松自在,他们并没有被现实吞噬,不恐惧,不抑郁,该吃吃,该睡睡,什么事情都“管他呢”。作者也习惯于以一种戏谑不羁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写“我”第一次在酒吧弹琴唱歌,太紧张,弹得不好,作者说“歌手嘛,不能太紧张,又不是去偷东西”;又比如“一个落魄的人就应该搭配一个雨天,这是定律来着”;还比如“在昌龙的梦里,那两人继续在聊着那些专业问题。昌龙为了躲避他们,在梦里又睡着了”等等,这样的笔调随处可见。在《卡拉永远OK,爱情瞬间破碎》一文中,仁科借“俊诚”和“何主任”的嘴,批判了那些无聊的文学,“一点都不好玩”。所以,你读仁科的文字,绝对不会闷。哥伦比亚诗人马鲁哈·莫里洛说翻译这本小说的时候“被三次送进医院,因为我笑到缺氧”。 叙述:现实与虚拟相融。小说中的故事有大量的作者经历的影子。仁科原名“许昌锄”,好几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叫“许昌龙”,和仁科一样也卖盗版书,甚至连卖书的地点和手法也和仁科现实中的经历差不多。许多篇小说中的“我”都上过工艺美术学校,进贝壳雕塑厂干活,父亲是厨师,生意失败躲债,母亲是裁缝,“我”干过许多活,后来成为一名音乐人……这些都和仁科的生活轨迹高度重合。有的小说甚至写到“我和茂组成的五条人乐队,经常在各地演出表演”,还把乐队鼓手长江、贝斯手牛河也写了进来。作者还煞有介事地说“提醒一下大家,这不是一篇纪实文章,我已经开始在写小说了”。这种虚虚实实无处不在,现实与虚构的无缝衔接,使日常生活呈现出了跳脱的诗意美,就像仁科喜欢“在日常中制造极端感觉”,你会觉得他的小说既日常,又夸张。 结构:组合与套嵌搭配。仁科的小说就单篇来讲,有的故事好像是生活的某个截面,故事似乎戛然而止,前后也缺乏照应;但如果你把好几个单篇组合在一起看,故事就呈现出了某种神奇的连续性。头三篇就可以调整顺序,组合起来看。第二篇《发廊》中的“我”是发廊妹,按文中表述的腔调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发廊仔,是一位电影爱好者。第三篇《电影爱好者》的“我”是一位电影爱好者,到丽都桑纳城洗浴,听到配乐,想起一部独立电影,有一幕在附近发廊取景,拍摄镜头扫到玻璃,看到杀手从街道经过,在一家餐厅,小偷趁乱拿走杀手的背包,出租屋内小偷按杀手的笔记本内容线索来到一间桑拿城,接下来就是虚实转换,“我”设想了电影镜头杀手如何在洗浴城动手和最终的结尾,镜头推出水面是泡澡的男人在谈论一则新闻:附近的一个房东被租客敲了头,死在家中,杀手在一家快餐店被警方抓获。第一篇《地球仪》中的“我”是一名租客,身份不明,住处附近有桑拿城、快餐店,快餐店门口有人卖发光的地球仪,“我”想:如果小时候能有一个发光的地球仪,那我的人生轨迹绝对会不一样;至于“我”的人生轨迹到底怎样,就留待你想象,或许“我”就是那个杀人犯。整部小说整体来看,还是有许多照应,第一篇开头就有《通俗小说》这本书的出现,最后一篇章结尾写牛河从幻境中归来,手里拿着一本《通俗小说》。“地球仪”“塑料袋”等物象也在各篇章中屡次出现。小说套嵌式的结构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体现,比如《破旅馆之梦》《梦中梦》《疯马村永恒的一天》等。《疯马村永恒的一天》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神游记》《东方另类史》的记载,通过卖老鼠药的鼠王的叙述和回忆、旅游杂志的报道、老风琴手的讲述、肥皂商人的故事,通过长途车上两个中年妇女的闲聊及《南国野史》的记载,用诸多的语言材料搭建了一座幻境之城——疯马村,具有反乌托邦小说的精神气质。 仁科一再说“我这人是很认真的”,大家听了后都笑。其实他说的是真话,只是平时随性不羁的一面给了人太深印象,他的“认真”反倒像是一种玩笑。在“乐夏”的舞台上,“五条人”临时换曲,备赛候场可以呼呼大睡,准备一分多钟就可以即兴演出,还有那些“科言科语”,无一不是承包了所有人的欢乐。但这只是仁科的一个侧面。 一个乐手,写起了小说,这种不干正事也可以看成是他的“走神”。他说“生活需要一些屏气凝神的时刻,也需要一些走神”。但其实,他的每一次“走神”都很“专注”。叶三《我们唱》一书中,仁科说:“要做独一无二的东西,把它当作艺术来看,它不是为了赚钱。”做音乐是这样,写小说也是如此。 (《通俗小说》 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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