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文保所藏的黄宗羲著《宋元学案》。

黄宗羲晚年隐居的龙虎草堂。 通讯员 吴大庆 摄

    328年前的今天，黄宗羲在余姚去世。

    临终前，他嘱咐家人丧事从简，唯独说，如果有朋友愿意在我的坟头植梅五株，你们应该向他表示感谢。

    清人写给史可法的“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同样适用于黄宗羲。作为明末知名遗老，黄宗羲一生不事清廷，坚守气节。明亡后，他以实际行动结寨于四明，抗争无果后方才隐居家乡著书立说。

    黄宗羲曾总结自己的一生：“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无论在哪个年龄、什么身份，他都活得坦然，似乎也无不可对人言。

    1984年、1986年、1995年、2006年，宁波与余姚曾多次举办黄宗羲研讨会，从其生平、思想、著作及其在浙东学术史上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展开多维度讨论。今年7月底，余姚在时隔17年后再次举办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研讨会，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即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否足以支撑中国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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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侠”的人生与抗争

    黄宗羲的名字，出现在金庸小说《鹿鼎记》第一回。黄宗羲、顾炎武风雪夜访吕留良，共商“明史案”，愤慨清廷文字狱酷烈之余，决意“留有用之身，与之周旋到底”。

    反清复明，黄宗羲身上最鲜明的标签，他一生的抗争也基本于此。其实，他也不单反抗清廷，对世间不平事，皆有任气的一面。

    黄宗羲16岁那年，其父黄尊素（东林“后七君子”之一）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死于诏狱。次年，崇祯继位，查处阉党，少年黄宗羲揣一纸诉状进京，为父伸冤。

    崇祯元年五月的刑部会审，因为黄宗羲的出现而变得惊心动魄。面对曾经折辱过父亲的锦衣卫许显纯、崔应元，18岁的黄宗羲从袖中抽出一把铁锥，猛刺许显纯，使其“流血被体”。接着，他又痛打崔应元，拔其胡须祭奠父亲。阉党李实闻讯，企图用3000两银子收买黄宗羲，遭到拒绝。当庭对簿时，黄宗羲又以铁锥刺向李实，可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这种决绝贯穿了黄宗羲的一生。崇祯在位时，他作为东林党的中坚力量，对抗阮大铖；清军入关，他召集家乡弟子，组成“世忠营”，准备起事。

    比起动嘴皮子的，黄宗羲绝对是个行动派。乱世鼎革中，他始终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一力坚守。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坦荡，是他性格中最接近“侠客”的一面。

    在思想上，黄宗羲也近似于一个侠客。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今年正好成书360周年。“明夷”是《周易》里的一卦，卦象不好，太阳跑到了地下，比喻贤人遭受艰难或不得志；“待访”是等待寻访的意思。黄宗羲希望，这本书能为他找到知音。

    这是一本惊世骇俗的书。“天下为主，君为客”“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样的声音，在君主专制的时代，无异于异端邪说。他却不惧，一针见血地将矛头直指专制制度的弊端。经历甲申之变，看过天下离乱的黄宗羲，已经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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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时代的知音

    今年7月29日，在余姚举行的研讨会上，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蔡亮介绍了黄宗羲在国际视域下的历史定位。

    黄宗羲的第一个隔世知音是梁启超。这位维新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以“中国的卢梭”评价黄宗羲，认为《明夷待访录》是“人类文化之高贵产品”。日本思想史家小岛毅不这么觉得，他说，卢梭更应该被称为“西欧的黄宗羲”。

    海外汉学家狄百瑞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关注黄宗羲。1993年，他把《明夷待访录》翻译成英文出版。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者对现实问题只能给出“书斋式的解决方案”，而黄宗羲的思想则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民主色彩，这使他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而黄宗羲思想的现实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般认为，他的“民本”“工商皆本”以及“经世致用”的实学观，是最值得称道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文相在此次研讨会上分析黄宗羲“民本”观念的时代价值时表示，《明夷待访录》问世后长期鲜为人知，直到清末在西学冲击下，该书中被遮蔽的“启蒙”意蕴才被重新发掘，经仁人志士改造提炼成反抗专制、兴举民权的思想利器。

    “今天，我们不仅要珍视、传承根植中华文明沃壤中的‘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等宝贵精神遗产，还需正视、省思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迎接西方挑战所历经的震荡挫折与崛起跨越，从而切实推动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常文相说。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宏敏在讲述黄宗羲的实学思想时说，黄宗羲是传统“实学”的集大成者，我们可以从他一生的研究中看到他涉猎之广博。

    对于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天文历算，黄宗羲是认真学习并予以推崇的，他潜心研究地理、算学、历法等自然科学，著有《授时历故》《开方命算》；陈言扬著《勾股述》，黄宗羲为之作序；黄宗羲擅长考据，曾偕弟黄宗炎、黄宗会遍游四明山，寻觅古迹、考稽事实，辑成《四明山志》；黄宗羲还是传统“浙学”的集大成者，在“浙学”发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学术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林存阳用文脉、学脉、道脉“三脉”的赓续来总结黄宗羲思想，认为其学术思想依然有“兴奋剂”的作用，彰显“儒者之学”的大意义、大关怀、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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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上的“儒师”

    经学者龚烈沸先生提醒，今年也是黄宗羲登上天一阁350周年。

    自退隐后，黄宗羲避居浙东。宁波的天一阁、白云庄、二老阁，处处留下他的遗踪。对于天一阁，可以说没有黄宗羲，就没有后来的天一阁。

    那是康熙十二年（1673）的一天，60岁范氏子孙范光燮引63岁的黄宗羲登阁。其时，距离天一阁明嘉靖年间建成已150余年，然天一藏书从不示人，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

    黄宗羲是登上天一阁看书的第一个外姓人士，开明的范光燮“悉发其藏”，还同意黄宗羲“冀以暇日，握管怀铅，拣卷小书短者抄之”。6年后，黄宗羲应邀写成《天一阁藏书记》，第一次为天一阁进行了“宣发”。

    此后，天一阁完成“向学者开放”的过渡，万斯同、徐乾学、全祖望接踵而至，正式告别了“是阁之书，明人无过而问者”的局面，海内声名日隆。

    没有黄宗羲也就没有白云庄。白云庄是甬上望族万氏墓庄，和龙虎草堂系黄家墓庄是一个意思。这地方僻静安闲，适宜治学。当年，57岁的黄宗羲应邀在白云庄给万氏子孙以及甬上学友授课，办学形式主要是各人自行搜罗经书、传注，分头诵习，再一起讨论、交流、讲解。几年里，众人克服困难，请黄宗羲给大家讲完了“诗易三礼”，也就是《诗经》《周易》以及《周礼》《仪礼》和《礼记》。

    黄宗羲在宁波讲学地点不一，城内广济桥高氏祠、延庆寺、白云庄、黄过草堂（张氏宗祠）、陈夔献家等处都开过课，其中以在白云庄讲学时间最长且较稳定。据不完全统计，黄宗羲在甬弟子有66人，最为他称许的有18人，就像孔子有“七十二弟子”，后世将这些人称为“十八高弟”，名气最大的是万斯同。

    黄宗羲活了85岁，浙东学人中，他的履历和著述的丰富程度，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余姚化安山，是黄尊素、黄宗羲父子的埋骨之地。今天，其墓道、龙虎草堂与山前的黄宗羲纪念室均修缮整齐，是人们怀想先贤风度的好去处。“左手犁锄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这个多面而复杂的老人直到今天依然“启蒙”着我们，无论是做人、治学还是为师，他都不负此生。记者 顾嘉懿